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那些关于个人体验、人生经历的叙写，呈现了她丰饶的内心世界，折射出不同时期法国社会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弱水尽管有三千，我在这里只取一瓢饮。

诺奖授奖词中说埃尔诺“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这种“揭露”源于内心的不甘，是生命力的象征，赋予她反抗世俗、对抗现实的力量，构成她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多少有些偶然来到这个不容我们选择的世界，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安妮·埃尔诺及其父母选择了抗争。她的父母努力改变“肮脏、污秽、丑陋、恶心”的生存、生活环境，尽力为埃尔诺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以便让她将来生活得比自己好；埃尔诺努力学习和工作；因“拯救什么东西的紧迫感”而从不同角度剖析、审视那些在性别、语言和阶级等方面有着强烈差异的“细枝末节”，并予以个性化的呈现；埃尔诺在采访中宣称自己是“黄马甲事件”中的一员；还有，2020年在致总统马克龙的公开信中她措辞严厉：“我们很多人想要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的食物、医疗、住房、教育、文化——能够得到保障的世界……”林林总总，都是不屈的抗争。

诺奖评会委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认为，埃尔诺的写作展现了一种“零度写作”的倾向——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客观写作状态，但同时又笼罩着一种“对她所脱离的社会阶层的叛逆情绪”。这种叛逆就是一种抗争。她的抗争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

她22岁时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为自己的出身雪耻！”表明那时她就产生了洗雪命运强加给她的耻辱社会身份的意念，虽然雪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不明确。后来，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继承者》犹如“一道秘密指令”，引领她“沉入”深层记忆，“书写在自己阶级身份提升的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耻，等等”。于是，写作这种看似出世的逃避在埃尔诺那里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入世行为，一种能让人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政治行为，她肆意而不乏节制地挥舞起写作这把“刀”，残酷撕开血淋淋的面纱，从纵深维度直面广阔的社会现实。

在她生命的某一时刻，一直“认为是耻辱所以深藏起来”的一切突然之间被重新赋予了难以释怀的苦涩、感伤与忧愤等意义，“值得被重新回忆”，于是，她驱动文字，包括大量冷静的几同冒犯的叙事，描述、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让人们从“简单的激情”中见到自己，重返日渐逝去的社会和时代，以召唤内心深处的渴念，展开与时代的对话，探讨时代难题如女性不平等。在这里，激情不只是写作的起点，还是写作、呈现本身。

她坦言：“我写《正发生》是为了保存对数百万女孩和妇女遭受的暴行的记忆。”这种以描述、呈现包含屈辱在内的经历为方式的抗争对埃尔诺本人来说，首先是一种自我救赎，是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之后一种精神重建和回归。如果不把那些经历写出来，她就难以安宁。而在《那些年》中，她认为正是那些“洗去耻辱印记的记忆”，为她勾勒了一个文学、知识以及政治的前途，让她能够重新解读、阐释自己不同阶段人生轨迹以及她个性的不同构成维度，也不断治愈她内心的伤痛。

埃尔诺一直在抗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阶层叛逃者”（transfugedeclasse）。这一名词来自于哲学家尚塔尔·雅奎特，指从一个阶层阶级向上流动至另一个阶层阶级的个体。transfuge”在法语中有“逃兵”义，而逃兵，既为己方所不齿，也未必会被对方接纳，因此，“阶层叛逃”不只是指身份改变之过程和结果，还含有个体“卡在两个世界之中”的尴尬心理和精神状态，譬如她曾背负父亲的不理解，长期在“努力离开母亲”和“深爱母亲”的矛盾中挣扎。她通过不断的写作，以实现她精神上的“叛逃”和心灵的皈依。

当然，这种阶层叛逃不只是她，还包括她的父母以及不同阶层等，在为她赢得1984年勒诺多奖的《一个男人的位置》里，她说：“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描述底层民众改变命运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她擅长在日常记忆的叙事中融合多种情绪，既拓展了内容，又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评委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埃尔诺在文学上的共性适合每位读者，她一系列叛逃行为和作品所蕴含的抗争精神应该从属于这里的“共性”。当然，她作品中能够让受众引起共鸣的“共性”远不止这些，譬如下面这段平实朴素的叙事就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里的人们，总是在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前的几个月前就开始计划起来，他们提前三天就留出自己的肚皮以便让自己能够在婚宴上或领圣餐仪式上吃更多的食品。”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经验与人类的体验、经验相连相通，许多类似的叙事描述犹如被镜头捕捉到的日常画面，能唤醒那些有过类似童年经历的人的记忆。

她叙事直白，直白得近乎残酷，但又给人灵魂以震撼。在《一个男人的位置》里，她只是把父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用“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用过的笔调来描写”。这种避开先前“主观视角”的抒情书写，而代之以平实叙事，能够“将叙述的中心简化为一种20世纪晚期灵魂的肖像”，是为突破“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而作的努力，本质上仍然是抗争。

获奖后，埃尔诺表示：“这次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与不公正作斗争。”而且表示，她会初心不改，会抗衡到最后一口气。生命的抗争与文化的抗争相互激发，使得个体的经历融入法国社会发展过程之中，获得强大的精神依托。

她的抗争，她的人生体验、生命记忆远不止承载个人丰赡的情感、困惑、感悟、情境乃至幻想。埃尔诺卓有成效的抗争，不只是因为她出众的才华，更源于她的深情，对父母对人生对女性对世界的深厚感情。

埃尔诺基于自己的情感、立场、趣味与理论预设，对个人记忆和社会现实进行富有个性化的选择与建构，以广阔的视野和跨文体的形式，把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有声有色的立体法国镶嵌在个人化的体验和记忆之中，使之在美学方面得以纵深拓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她写道：“……父亲总是从挂在厨房里的地图上时刻注意着部队进攻的情况，注意着战局的变化。”还认为：“战争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譬如人们在咖啡厅不再喝苹果酒而改喝葡萄酒，女孩子也不再喜欢在农场干活的小伙子。

正是因为她那些富有个性特色的生命体验、个人记忆、人生经历融入阶级与国族叙事而承载许多人的记忆，所以不止一代人能从她的叙事、呈现中身临其境。也正因为她不断建构起让读者置身其中、重构自我的世界，所以，埃尔诺的作品不只是文学之作，也是历史之作、现实之作、思想之作，而且还是生命之作。

今年诺奖以“暴露”的名义肯定埃尔诺顽强不屈的执着抗争，彰显的是无比尊贵的生命价值。内容的抗争性和叙事的高超技巧犹如车之两轮，相依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她作品的经典化。

每一位读者都是带着自身的人生阅历和特有生命体验等走进具体文本的。阅读优秀文本的过程，是读者与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是一个真切的生命去感受另一个鲜活生命的过程，一个灵魂呼唤另一个灵魂的过程，因而是使文本复活的过程。埃尔诺之所以享有盛誉，一个重要原因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抗争精神能够丰富读者的生命内涵，激活读者的生命活力，让他们从那些日渐淡忘的记忆中召回失散的灵魂，能够“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

对一个以创作为职业的作家来说，能够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肯定自己的创作，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我相信，对安妮·埃尔诺这样级别的作家，读者的阅读、读者在不断延伸的时空维度中的接力阅读是更让她快意的事。既然阅读是向这位老人致敬的方式，那就去读她那些可能让自己惊艳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