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再远，灵魂也会背起故乡。以文艺评论著称的桫椤先生，其散文《带到城里的故乡》（2023年第8期《散文选刊》），开篇第一段说“要迁徙到另外一座城市里生活了，而且是我一个人。”突兀的“迁徙”一词颇具神性，让我想起“候鸟”。通篇无“候鸟”，似又无处不在。

生存，是候鸟迁徙的动因。候鸟的迁徙与文中之“我”的价值取向不同：“万般无奈下的迁移，往往会带来精神的创伤，甚至累及身体。”一个人的迁徙，引发新居与故乡的空间纠结，“我父亲就是一个例证”。当年，作者把父亲和母亲从唐县县城接来保定安家，“在路上，父亲不停流泪，仿佛不是跟我来城里过好日子，倒是要陪我去什么莫测的战场”，父亲不适应，“不过十年便撒手人寰”。他认为，“离开家乡的人才有故乡，但在乡下长大的人，所谓对家乡的逃离只是身体上的，灵魂和精神早已扎根在那里，永远无法搬离。”所谓“乡下长大的人”，当不包括儿子小鱼，“小鱼在城里出生”，对“老家”的情感略有不同，在所难免。

中国人安土重迁，根源在于骨子里对生活贫苦、生存艰难和生命不宜的恐惧。文中两次搬家，如“候鸟”迁徙，暗含价值取向。第一次，考学跳出“农”门，由唐县乡下搬到县城，“有些东西不能带了，比如一张写字台。”写字台是他的小家最早的“固定资产”，其“前世”是他老家大院里的一棵大槐树，由老木匠制作的，而老木匠又“差点成了我师父”。他拜师，源于想学一门手艺谋生，“入门第一课是学拉锯”，偏又吃不了苦，没学成。后继续求学，考取师范，反被老木匠称羡；第二次，由唐县到保定，岗位的变动抑或升迁，“从租住的地方搬到产权证上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里”，“因为在两座城之间的迁徙，故乡找到了重新回到我生命里的契机”。他“把一些老物件带进新居里，以便它们代替能‘压重’但又不能前往第一晚的老人，让我本来的生活变得安稳。”这是冀东太行山区的迁居民俗，“正式入住前的一晚，还要请老人来住，既表达对长辈的尊重，也表示年轻人‘不改父之道’，会在老人的指点下稳妥地生活”。由民俗寄乡情，透出厚重的底蕴。扑面的“老物件”，直击心灵。老物件，他“选定的是两只木头盒子”和“两块只有鹌鹑蛋大小的卵石”，其中，一只是父母结婚后父亲给母亲买的“梳头匣子”，另一只是长方形的套盒，像百宝箱，“里面装着父亲想要的任何零件”，寄托着无限亲情。而被“当作镇纸”的两块卵石，“是我从故乡的河滩上捡来的”，从而引发对家乡山水的深情联想。

“两栖”牵动，搬走的与搬不走的，都是情分。对带到城里的老物件，“当我将两只盒子拿给母亲看，告诉她这是我将要带到新房子里的‘宝物’时，母亲哈哈大笑着说，你这是从哪里翻出来的？都快朽烂的东西了，扔到灶膛里恐怕连火都烧不旺，还是什么宝物？！母亲不识字，她在乡下生活了五十年，直到我师范毕业那年才过起了‘两栖’生活：天暖时自己在乡下，天冷了到城里过冬，如今年届八旬依然如此。”显然，母亲对“迁徙”的适应性比父亲强，抑或母爱中有更深层次的包容。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长出来的果实是未经嫁接的毛桃，味道甜中带酸，是他的儿子小鱼栽的。小鱼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每年的暑假都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度过，可谓“两栖”生活，从小就比城里大部分同龄的孩子多了关于乡村的知识和体验。若干年后，他问儿子那颗桃树谁栽的？儿子忘了，他不会忘，曾摘下一些放在新居的冰箱里，“开冰箱的时候看到这些红中带着些许绿色的毛桃子，每次我都会想到那棵树，以及它还是一株娇嫩的幼苗时被小鱼捧在手中的样子。”这说明故乡情结在父子之间发生了变动与差异，父亲的山水未必是儿子的故乡，因为儿子主要生活在城里。母亲的“两栖”生活，儿子的“两栖”生活，像“候鸟”的选择。

触类旁通，引发共鸣。风雨岁月，绝非寓于一乡、一村。个性化的苦与甘，是共性发散的时代产物。文中写槐树、桃树、枣树、杏树和植物绿萝，也写鸟，比如“像小鸟出笼一般在山野间跑来跑去”、“架着乌鸦或喜鹊的窝”，却无一只贴着标签的“候鸟”飞来飞去。故乡，如留鸟，在“候鸟”的反向思维上，只盘旋，不迁徙。作者一方面“倍加珍惜已经耕熟的土地、建在土地上的房子、亲情化的邻里”，因早年工作居无定所，“到哪里都要在房子里种绿植，仿佛这样就能在那里扎根，但我终究没能把故乡种在城里”。故乡搬不走，可以搬走的是故乡的植物、果实和举目的希望；另一方面又深信，“我对植物的亲近来自童年，乡村像植物的种子一样在我的身上生根、发芽”。 故乡，尽管处在万千变动中，如“第一故乡”“第二故乡”之类，但“候鸟”的翅膀永远不会迷失向“故乡”而生。

搬家与想家，是个矛盾体。故乡，不仅有亲人、亲情的守望，还承载着集体情感的律动。游子，总有回归的冲动。作者坦言：“在城市里对故乡心心念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父母双亲，乡亲邻里，以及睡在坟茔里的祖先们，甚至一切有着相同脾性的人。但在‘形而上’的乡愁里，他们已经幻化成故乡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一山一石。借助这些符号，人仿佛能踏进一条还乡河，可以游回故乡，游回自己的童年时代。”文末这样写道：“我家院墙外有两棵枣树，母亲虽未对它们加以特意照料，但因有人气就少了虫害，仍然结了不少果子，中秋节时收获了，吃在嘴里仍然脆甜可口。”中秋节是团圆节，游子返乡，“家”与故乡从而叠加，意味深远。叶落归根，故乡安如山，这恰恰印证了“候鸟”反向的精神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