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这是雷平阳在《亲人》一诗中毫不掩饰地宣扬自己对家乡的热爱。这样的偏执其实是许多人的偏执，不失率真和性情，有别于另一些人在后工业化时代路口的患得患失，乃至于无节操的反叛。虽然《亲人》一诗并没有归入《云南记》，但这本诗集无疑是《亲人》内脉和气息的接续，更是其宏旨和意趣的夸张和集大成。关于乡土、崇敬和挚爱的主题，雷平阳实在是欲罢不能，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基于其上反复吟咏、表抒，才使自己好似有归宿感。

《云南记》共四卷，分别为《蓝》《流淌》《隐身术》《尘土》，辑录诗人2006年至2009年间约153首诗歌。按诗人自序中所言：“近几年，我常常寄身于滇南山中，生活里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比如父亲西游。这就使得我在此期间写下的诗作，总是绕不开山水、密林、寺庙、虫鸣、父亲、墓地、疼痛和敬畏等等一些‘关键词’”。诚如斯言，诗集中的作品像一批行星总在相应的轨迹上运动，统领它们的似乎便是诗人自以为的关键性词语。但细心阅读便会发现，指引或干脆说“命令”诗人因循般写作的，不如说是乡愁或乡土情结（但不能简单将之归纳为“乡土诗歌”）， 因为雷平阳还说过：“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连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一个写作者虽跟普通人一般存活，安身于物质搭建的框格里，其实精神上有赖于文字的抚慰，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诗人们的确更容易焦躁、抑郁、不由自己。幸运的是，他们用文字把自己喂养，雷平阳就是这样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雷平阳还拥有丰饶广袤、地貌复杂、风情万种的云南。

从卷一《蓝》开始，雷平阳的每一口呼吸、每一次心跳都与云南大地息息相关（相信此前是这样，其后也是这样）。整部诗集就是云南的浓缩和翻版，可以想象诗人优雅地在故乡大地上踯躅俯仰，流连、品评、感伤，从而慢慢将自己内心里的热爱具体化，并不断获得克服失忆症的有效方法。在《德钦县的天空下》，诗人“像一个乡下木匠，建起了神殿”；在《奔丧途中》，他感慨“一个世界终于平静下来”；在《边疆》，他总结出“人类的蚂蚁，荡着秋千。像猴子捞月亮”；在《易武山顶》，诗人“内心的秘密，被天边涌动而来的开阔，堵回了肺腑”……在杰卓山、昆明西山道、楚雄和高黎贡山上，在怒江、昭鲁大河、红河之畔，在拉祜族、基诺族、傣族居住区，诗人决绝地行进，他的诗集简直就是一幅路线图，他要用文字再造出一个云南，一个仅供自己独享和朝拜的云南！

在自建的“诗歌云南”里，诗人不单单是宽泛、机械地漫游，所过之处，均能由表及里地触碰到这块厚土的主脉和律动，由仪态万方的物象找寻到人性和神性秘密的交集点，从而将自己心灵深处的抵牾渐渐剔清，洗礼般地，一次次脱胎换骨，“一次次受领阅历的吊诡和文字的甜蜜”：

修一条铁路，在自己的身体内

让火车在上面，缓缓行驶

……

这列火车，我没有用它

运输过什么，就一个人坐在上面

只求被它拉着，把体内的景点跑完

（《铁路》）

寨子有一颗心脏，众神在那儿放声歌唱

人们躬身而来，净身，献上牺牲

匍匐在地，洗耳恭听，然后领命而去

（《爱伲山寨速写》）

终于想清楚了：我的心

是土做的。我的骨骼和肺腑，也是土

（《尘土》）

《云南记》并不以意象取胜，多用小说句式入诗：“与万迪恒、朱绍章诸君/醉酒于楚雄州街头。/浅风。/明月”，“下午四点，天空蔚蓝/一群海鸥，越往高，越细小”，“我爱过一个女子，她在/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在一个国家/不断加厚的历史书里/呼天抢地，哭倒了长城”。诸如此类，多为批评家诟病。事实上某种文体的进化是不可遏止的，有与其它文体模糊边界的倾向，诗歌是，散文、小说何尝不是？雷平阳作诗的小说笔法还是与其诗歌内容相契合的，是诗歌化的小说笔法，不喧宾夺主又开合有致。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内敛而克制的叙事风格，才使其诗歌更饱满、更有气力。读者沉浸其间难以自拔，一定被拨动了心弦——每个读书人的心里都有一把琴吧！艾略特说过，“诗歌是比散文更接近生活的一种文体”，大约便是此意。

与其说我们感动于雷平阳的诗歌，不如说我们桎梏于物欲的性灵假以其手得以抒发——我们在行色匆匆之余终于可以稍息环顾，原来我们忽略和遗失的有很多：热爱、伤怀、眷念、悲恸，包括触景生情。难怪评论家霍俊明说：“雷平阳诗歌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物象、器皿和空间。”

诗人张执浩曾对雷平阳说：“你还有故乡，我只剩下故居。”雷平阳用文字再筑故乡，等同于替我们再筑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