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街头，忽然看到板车上的塑料袋里装着的糖果子，关于它的记忆忽然就铺天盖地涌上心头。在我们肥东老家，过去只有快过年了，才会做这种糖果子。通常年前就要早做准备：蒸米晒干、熬糖稀，一切准备停当，最后才是隆重地炒米做糖果子。 

儿时，家里条件差，糖果子就是我们难得的美味。每年进入腊月，我妈就会煮上几锅粳米饭。我记忆深处总有一幕：灶间松树枝噼啪燃烧着，锅台上白汽缭绕，米的香味混着热气熏得我分不清是梦着还是醒着。米饭蒸好后，趁热盛到洗净晾干的竹匾里（一种竹篾编制的圆形器具，有大有小，农村多为晒制东西而用），再用竹筷摊开等着放凉。 

我最喜欢做这事，常常想象自己就是一个挥毫泼墨的书法家，满竹匾的米饭就是洁白的宣纸。我用一双竹筷在那里或笔走龙蛇，或行云流水，畅意得很。不过，常常因为痴想忘了时间，被我妈催促：“快划，凉了结团子，不好晒干。”是的，蒸米需要薄薄地晾上一层，这样晒干后就会粒粒分明，炒米时才会每颗米粒都膨胀，不会出现米粒炒不起来，糖果子发硬的情况。 

冬日的阳光多好啊，暖暖地照着蒸米。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去看看，用筷子划一划，类似于翻身，使它们受光照均匀。要是发现结团的米，就用手掰开，然后用力在掌心里一攥，发硬变黄的蒸米就会“土崩瓦解”，那种解压似的快乐无法形容。因为会畅想到每个做好的糖果子里都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太阳东升西落。终于有一天，在鸭蛋黄似的太阳落在村西头那棵洋槐树的枝丫里时，晒干的蒸米变成了一碰“沙沙作响”的干饭粒，被收进袋子里。下一个熬糖稀的重头戏开始了。 

外婆是个熬糖稀的能手。她每年都会来帮着熬糖。外婆个子高大，来的时候总会从后山给我家挑一担松枝。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多数时候我家烧的是荒草。每年农闲，别家的妈妈白天在纳鞋底、打毛衣，到了晚上就早早上床休息。我妈白天到处去割荒草，晒干了一担一担往家挑，常常能堆一个小草垛。至于做鞋、打毛衣，那都是煤油灯下陪我们学习时完成的。虽然荒草堆看着大，但一点就着，不经烧。外婆家住浮槎山山脚，松树随处可见。所以，每次外婆想到我家来看看，总是挑一担松枝来，从不空手。我想这应该是外婆所能想到的对自己女儿的最好支援了。 

十几里的山路和土路，来时放下担子，随着砰的一声，一股松树的清香混着汗水的热气扑面而来。我妈就会立刻打水拿毛巾。我看着外婆的海军蓝大褂的前胸后背透出汗湿的印记，就很钦佩：这么重的担子，这么远的路，啧啧，外婆真是厉害。 

外婆带着松枝来了，意味着熬糖稀可以准备起来了。发好芽的大麦被放到大锅里煮，然后用纱布把汁水拧出来。如此反复几次，就得到一大桶黄绿浑浊的浆水。我开始的时候是很怀疑这东西，怎么能跟甜的糖稀有关系。可是，外婆笃定地说：“能啊，你就等着瞧好了。” 

我就看着她俩再把汁水倒入锅中大火烧开，让水汽散发出去。汁水在锅里翻腾，越来越稠，这时外婆就吩咐我妈抽出灶洞里的大柴，把它们架成四角的空心火，好让火力不那么猛。她则挥着铲子在锅里不停地搅动，时不时把锅铲拎高，看看汁水是否能成线状。等到汤汁泛着金黄色，甜香味扑鼻时，就快大功告成了。这时外婆会换成筷子蘸一点，看看能不能拉丝，拉的丝凉了脆不脆。如果条件都符合，就会用瓢将糖稀趁热舀到铁桶里。这是我盼望的一个环节，盛过糖稀的瓢可以慢慢舔，就像啃糖人，别提多美了。外婆笑吟吟地站在灶前的火光里看着我，全身都似乎沐浴着金色。 

米炒好了，糖稀桶也拎来了，炒熟的花生去掉了红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终于，师傅拎起糖稀往锅里倒了，糖稀的热气冒起来了，搅拌、磕锅沿看火候了，炒米花生接二连三下锅了，大铲子挥舞起来了，锅里的东西被搅成了一个大团子了，炒米和花生都裹上一层透明的糖稀了……最后被脸盆盛起来倒在案板上，四周用木架子框起来，师傅用木滚筒来回轧。我们小孩子的眼就随着滚筒来回转。 

等滚筒停下，木架子去掉，最后一道工序——切糖果子就开始了。手起刀落，长方形的糖块就变成了一块块长条，再变成一个个厚薄均匀的小方块。据说，这个切块是要刀工的，还要把握糖团的温度。温度低了，糖果子变硬，一刀下去容易掉渣；温度高，糖稀还未凝固，沾刀不说，还不容易成型。所以，师傅咔嚓咔嚓一刀刀下去，不掉渣，块块板正的话，就会博得大家一致称赞。师傅通常会满脸与有荣焉，慷慨地将最后半截子长条塞给其中一个孩子。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今天再看到糖果子时，我忍不住想起她被汗水浸湿的海军蓝大褂；想起灶前的火光在她额头盛满汗水的皱纹里闪耀；想念她递给我铁瓢时那慈爱的眼神……可惜，在梦里也没能跟她说上一句话，只看到，灶前火光明灭，她一边加柴火，一边看着我笑，当火光亮起时，她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如我此刻脸颊上滚落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