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是个抽象的概念与群体，所以传统的历史书写往往也抽象，记述的常常只是“帝王将相们的故事”，那些绝大部分不能入史的小人物可以说是“没有历史的人”。帝王将相终究遥远，缺少了理解之同情，史书阅读枯燥且无趣。 

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曾断言中国无史，“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一百多年过去了，梁启超对近世史家的期望渐成现实。现代历史学者开始下移目光，关注那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经历，挖掘一段微观史，讲述“没有历史的人”在历史中如何生活。由此一些历史的幽暗角落被重新照亮，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这不，去年7月，理想国一下出版了两本书：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出嫁没几年，因为一场边境战争，三十岁之际被掳掠北上，被送到北魏首都平城宫中做宫女。此后她“历奉五朝，崇重三帝”，活了整整八十六岁，完整地见证了那个时代；喜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比秦始皇早死七年，终年四十六岁。他们能够被今天的我们所了解，除了得益于考古发掘，还依赖于两位历史学者的历史自觉与书写视角的切换。他们相距遥远时空，却如此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在权力世界里，他们所能拥有的选择也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经由他们，我们更能体会历史的残酷。两位作者把零星的材料串连起来，尽可能讲述主人公的一生，并站在他们的生活里，去呈现那个时代的风貌，比如喜的从军、为吏等经历，解读了秦制的精细度与控制力。因此，细读完两书，与其说了解了两个卑微个体生命的面相，不如说知晓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权力运行真相。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两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钟儿和喜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柴米油盐，他们的人际往来，还是少了“烟火气”。在目前的历史叙事中，想把那些被正史排除在外的普通人从被遗忘的境地拯救出来，是异常困难的，但又值得的。鲁西奇认为：历史学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在历史中发现人”，唯有如此，才能证明我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并给自己的生存赋予意义；罗新在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正因如此，我们对那些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视。” 

鲁西奇有一本书叫《谁的历史》，这书名特好。当你在说历史的时候，你在说谁的历史？千千万万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最终却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一丝痕迹，是时代之悲，是历史之痛。“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大历史、小人物。漫长的余生，指向王钟儿的晚年，也指向我们在历史中找寻“没有历史的人”的漫长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