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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华:时代衍变中个体人的生存情状与精神面影——陈家桥时代三部曲读札

©原创 2022-09-30 15:12

无论是外国作家还是中国作家,都钟爱三部曲的写作。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到美国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三部曲就达数十部之多。中国现代文学已降,三部曲也不遑多让,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就有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沙汀的三记三部曲、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三部曲、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等等。三部曲的写作每每历史跨度巨大,思想内涵深邃复杂,能全面深刻地呈现历史、时代、世界和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于后先锋时代以先锋创作名世的70后代表作家陈家桥,近几年接踵推出了个人厚重的时代三部曲:《红星闪闪》《山河人间》《春和景明》,近百万言,其重要的文学贡献体现为:小说叙事于宏大的时代衍变中极为细腻、深度、历史地展示了个体人的生存情状与精神面影。 

三部曲对应三个极为不凡的时代,《红星闪闪》对应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山河人间》对应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火热的建设和劳动),《春和景明》则对应改革开放时代。三个时代的前后相继、历史相依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大逻辑和总体性,既往传统现实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叙事往往聚焦于历史规律或必然性的艺术演绎,其叙事的框架、情节故事的营构、人物形象的刻画、冲突的设定均朝着这个“目的性”归趋。显然,陈家桥的叙事兴趣不在于此。他也没有回避历史、时代的大潮,没有淡化或虚化恢弘的时代背景,像晚近以来的很多小说一样,无限沉湎于个体命运的书写。然而,陈家桥将叙事重心盘桓于时代衍变的宏阔背景与个人命运的深切关联勾连之处,在“去历史化”的个体写作时代,将个体的人的命运再度“历史化”、场景化、情境化,从而既洞悉历史与时代林林总总的世相,又潜入时代、历史个体的心灵幽微处,探寻时代的内在脉络和精神肌理。 

《红星闪闪》以“口述史”的形式向“我”,同时也是向读者讲述革命战争年代一个红军战士刘行远的传奇经历。小说设置了五个讲述者,刘行远本人、革命引领者(表姐)汪孝之、失散多年的儿子刘宜强、曾经的妻子李能红以及刘行远的养女刘宣洋。“口述史”的形式,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在场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感。与李洱《花腔》中关于葛任(个人)多声部的回忆之间的相互质疑和解构不同,这五个口述者在相互补充、见证中建构了刘行远的性格内核及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当然,口述史的形式毕竟来自于个人的言说,尽管口述者力证自己的口述是客观的、如实的,但个人的主观色彩和主体价值、情感倾向也无从避免。对读者来说,回忆的是历史,但对于个体的人刘行远而言,却是他真实的生活,他的“活着”本身,亲人被杀,革命途中艰难竭蹶,九死一生。小说以刘行远个体人的命运勾连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时代,他(们)的命运映射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其来有自。 


《山河人间》以通篇的书信体构成“对话”,形成深邃、巨大的审美空间,情境般地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水利建设的劳动场景、建设热潮以及各色人等的心理征候。小说正面强攻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真实,这一点殊为可贵,因为此前为数不少的长篇叙事多描摹或聚焦于土地革命、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或之后的特殊时期的社会生活,全面、具体、深入、正面描写农村人民公社的鸿篇巨制似乎极为匮乏。这是真实的历史,人民公社的成败优劣姑且不论,但这段带有乌托邦实验色彩的历史段落给当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小说中所描绘的淠史杭工程,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伟绩。在人民公社高度集体主义时期,人的思想也并非是高度纯一的。既有像大哥程志茂这样的劳动英雄,也有以二哥程志盛为代表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落后”分子,还有封建意识的残留如换亲事件、迷信思想等。即使书信对话的两位主人公程志刚和李义兰在那个伟大的劳动和集体主义时代,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感受也是存在着可见的差异的。小说以书信的形式真实还原了“父辈的时代缩影与精神史诗”,以及不同农民、不同干部及其子女的原生态生活状貌,状写了战天斗地的劳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的精神面影,他(们)既是集体的人,也是个体的人。 

《春和景明》以多样性、实验性的文体形式,融告别、演说、书信、日记、戏剧等于一体,甚或带有一定程度的魔幻色彩,讲述了春和景明的改革开放时代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图景。这个时代,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信仰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高度集体主义思想逐渐远去,代之而起更多的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欲望化生存信仰。这个时代,个人的情感、欲望、诉求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动力。文本以作家陈寅的“从六城去”“到六城来”构成上下两部串接成篇,书写围绕着陈寅的几个女人如前妻裕芬、女大夫海曼、牛乐和回国以后遭遇的法国农民姑娘苏菲以及其他女性的寻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既是日常的,又不乏戏剧性和传奇性。作家在宏阔的改革开放、国际化的视野下,仔细勘察缺乏共名与总体精神信仰背景下个体的人的情感、命运、生活和内心隐秘。春和景明的时代氛围中,个体的选择是多元的,时代的状貌和社会心理是多样的、丰富的、多维的。 

时代三部曲,充分实现了作家的艺术抱负,作家试图绘制每个时代及其个人、社会心理复杂的生存原貌与精神图谱,而不是标签式、本质主义的叙事。时代与个体的人在文本中是相互镜像与精神互证的关系,作家在营构文本的时候极为充分甚至不厌其烦地展示了“讲述”的叙事力量,在各种“讲述”中,叙述者的主体性、叙事伦理得以纤毫毕现。作为具有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陈家桥将这种先锋性融入现实主义的书写或略带先锋意味的文本中,以成熟、先锋和深邃的艺术实现了对三个递嬗时代的命名,在纯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作家的精神姿态与人文关怀令人感佩,可以说,陈家桥是一位有着家国、历史、社会、思想和生命情怀的时代书写者。



无论是外国作家还是中国作家,都钟爱三部曲的写作。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到美国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三部曲就达数十部之多。中国现代文学已降,三部曲也不遑多让,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就有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沙汀的三记三部曲、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三部曲、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等等。三部曲的写作每每历史跨度巨大,思想内涵深邃复杂,能全面深刻地呈现历史、时代、世界和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于后先锋时代以先锋创作名世的70后代表作家陈家桥,近几年接踵推出了个人厚重的时代三部曲:《红星闪闪》《山河人间》《春和景明》,近百万言,其重要的文学贡献体现为:小说叙事于宏大的时代衍变中极为细腻、深度、历史地展示了个体人的生存情状与精神面影。 

三部曲对应三个极为不凡的时代,《红星闪闪》对应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山河人间》对应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火热的建设和劳动),《春和景明》则对应改革开放时代。三个时代的前后相继、历史相依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大逻辑和总体性,既往传统现实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叙事往往聚焦于历史规律或必然性的艺术演绎,其叙事的框架、情节故事的营构、人物形象的刻画、冲突的设定均朝着这个“目的性”归趋。显然,陈家桥的叙事兴趣不在于此。他也没有回避历史、时代的大潮,没有淡化或虚化恢弘的时代背景,像晚近以来的很多小说一样,无限沉湎于个体命运的书写。然而,陈家桥将叙事重心盘桓于时代衍变的宏阔背景与个人命运的深切关联勾连之处,在“去历史化”的个体写作时代,将个体的人的命运再度“历史化”、场景化、情境化,从而既洞悉历史与时代林林总总的世相,又潜入时代、历史个体的心灵幽微处,探寻时代的内在脉络和精神肌理。 

《红星闪闪》以“口述史”的形式向“我”,同时也是向读者讲述革命战争年代一个红军战士刘行远的传奇经历。小说设置了五个讲述者,刘行远本人、革命引领者(表姐)汪孝之、失散多年的儿子刘宜强、曾经的妻子李能红以及刘行远的养女刘宣洋。“口述史”的形式,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在场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感。与李洱《花腔》中关于葛任(个人)多声部的回忆之间的相互质疑和解构不同,这五个口述者在相互补充、见证中建构了刘行远的性格内核及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当然,口述史的形式毕竟来自于个人的言说,尽管口述者力证自己的口述是客观的、如实的,但个人的主观色彩和主体价值、情感倾向也无从避免。对读者来说,回忆的是历史,但对于个体的人刘行远而言,却是他真实的生活,他的“活着”本身,亲人被杀,革命途中艰难竭蹶,九死一生。小说以刘行远个体人的命运勾连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时代,他(们)的命运映射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其来有自。 


《山河人间》以通篇的书信体构成“对话”,形成深邃、巨大的审美空间,情境般地再现了人民公社时期水利建设的劳动场景、建设热潮以及各色人等的心理征候。小说正面强攻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真实,这一点殊为可贵,因为此前为数不少的长篇叙事多描摹或聚焦于土地革命、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或之后的特殊时期的社会生活,全面、具体、深入、正面描写农村人民公社的鸿篇巨制似乎极为匮乏。这是真实的历史,人民公社的成败优劣姑且不论,但这段带有乌托邦实验色彩的历史段落给当代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小说中所描绘的淠史杭工程,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伟绩。在人民公社高度集体主义时期,人的思想也并非是高度纯一的。既有像大哥程志茂这样的劳动英雄,也有以二哥程志盛为代表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落后”分子,还有封建意识的残留如换亲事件、迷信思想等。即使书信对话的两位主人公程志刚和李义兰在那个伟大的劳动和集体主义时代,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感受也是存在着可见的差异的。小说以书信的形式真实还原了“父辈的时代缩影与精神史诗”,以及不同农民、不同干部及其子女的原生态生活状貌,状写了战天斗地的劳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的精神面影,他(们)既是集体的人,也是个体的人。 

《春和景明》以多样性、实验性的文体形式,融告别、演说、书信、日记、戏剧等于一体,甚或带有一定程度的魔幻色彩,讲述了春和景明的改革开放时代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图景。这个时代,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信仰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高度集体主义思想逐渐远去,代之而起更多的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欲望化生存信仰。这个时代,个人的情感、欲望、诉求成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动力。文本以作家陈寅的“从六城去”“到六城来”构成上下两部串接成篇,书写围绕着陈寅的几个女人如前妻裕芬、女大夫海曼、牛乐和回国以后遭遇的法国农民姑娘苏菲以及其他女性的寻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既是日常的,又不乏戏剧性和传奇性。作家在宏阔的改革开放、国际化的视野下,仔细勘察缺乏共名与总体精神信仰背景下个体的人的情感、命运、生活和内心隐秘。春和景明的时代氛围中,个体的选择是多元的,时代的状貌和社会心理是多样的、丰富的、多维的。 

时代三部曲,充分实现了作家的艺术抱负,作家试图绘制每个时代及其个人、社会心理复杂的生存原貌与精神图谱,而不是标签式、本质主义的叙事。时代与个体的人在文本中是相互镜像与精神互证的关系,作家在营构文本的时候极为充分甚至不厌其烦地展示了“讲述”的叙事力量,在各种“讲述”中,叙述者的主体性、叙事伦理得以纤毫毕现。作为具有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陈家桥将这种先锋性融入现实主义的书写或略带先锋意味的文本中,以成熟、先锋和深邃的艺术实现了对三个递嬗时代的命名,在纯文学日渐式微的当下,作家的精神姿态与人文关怀令人感佩,可以说,陈家桥是一位有着家国、历史、社会、思想和生命情怀的时代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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