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张老师”便是我娘的专有称呼。 

我们院子里有两个张老师，楼下的张世英老师也教语文，一直干到在蚌埠二十三中退休。他少见笑脸。偶尔在院子里笑一下，那是寒暄。搁他那里，显出了传统严管型男人的样子，对子女少有好脸色。他爱人我们喊张妈，整日笑眯眯的。她真是好脾气，对丈夫的训斥从不往心里去。习以为常。 

小院里热热乎乎喊“张老师”，大多是称呼我娘的。进了院子的二道门，在楼下就扯着嗓子喊。张世英老师不会出来应声。邻居、街坊、我哥哥姐姐的同学、我爹娘的老友、同事都这么喊，成为特指。一直到我娘下放到废品公司乃至于退休，这称呼就没断过。2001年去世的时候，她的挽联上最终以“张老师”画了句号。 

我对母亲做老师的印象却很模糊。她爱看书，但从不曾见她在家批作业、备课。 

小时候跟去过她上班的财贸学校，就在向阳路挨近二马路的街西侧，一个很小的门洞。进去直接上木楼梯到二楼，便是一片展开的空间。往北是几张办公桌，面向二马路的窗户；南侧有张乒乓球桌，很醒目。终究没有见到过我娘上课的情景。但我娘定是个好老师。做这种断定，是因来看她的学生，能把“张老师”喊成“娘”一般的语气、意思。一帮拖儿带女的成年人，见着我娘孩娃一样地欢腾，围着她说笑，问长问短。回头去看、去想，便觉得诧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师、知识分子，是斯文扫地的。但在蚌埠街，在我经历的小学、中学，在我娘那里，反倒觉得“张老师”是个香饽饽，过去的学员们对她始终亲热里带着尊敬。 

后来，财贸学校解散，娘分到废品公司的门店当了营业员，店里的劳动人民男男女女，很粗野地开着市井荤素玩笑，但话头却在娘的跟前划了界限，也绝不越界。喊着“张老师”，对我娘的敬爱显而易见。 

娘的学生大多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知道张老师家生活拮据，就把厂里外包挣钱的活介绍给我娘做。我们家给火柴厂糊过火柴盒，一件一件地粘贴，堆一面墙才一两块钱；给酱园店切过胡萝卜丝，满屋子的胡萝卜味许久也散不去。都是娘的学生给揽下的活，在那个囊中羞涩的年月，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娘最开心的是和她过去的学生在一起。满脸的笑意里洋溢着的那份亲切和欢喜，是从内心里发出的。很放松，很亲近。如今看着他们聚在一起的情景，都让我仍生妒忌。如果以“张老师”的表情去解说那个时代的师生感情，至少我们知道，传统的尊师重道的东西，始终镶嵌在中国人的灵魂里，依然是底色的一部分。除非你把树连根刨去，否则那根子照旧深扎大地。 

有一本相册是我娘几个学生送的，那个年月送相册和送水瓶、脸盆、日记本一样的时兴。 

看封皮，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表情。那时，我娘已经告别学校接近十年，掐去在废品店里的几年，离开讲台也在十五年以上。 

有的学生跟娘念书，也就断断续续的几个月，最多的也不超过一年，但那种情感却牢牢地铸就在师生心间。看着我娘和她的学生的合影，想着过去的事情，我想，我娘定是个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