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早，父亲打电话说，他的双脚已经消肿，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用看医生了。可是父亲有三高，前两年心脏还做了支架手术。为了放心起见，我一再坚持去医院，父亲拗不过我，只好答应。

8点不到，我在医院门口等到父亲，父亲看上去精神头不错，只是人有些消瘦。

排队、挂号、就诊，然后做检查。一个流程下来已是中午。检查结果到下午才能出来，我让父亲中午去我家吃饭，休息一下下午再拿报告单，可是父亲执意要回他自己的家。于是，我把父亲送到公交车站，叮嘱他到家后发个信息给我。父亲一边答应着一边上了公交车，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孤单而落寞。

这些年来，除了回老家，父亲从不在外面留宿，无论时间多晚，他都要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下午，我拿到报告单后找到医生，好在并无大碍，一颗忐忑的心总算平复下来。我把结果和医生的建议告知父亲，电话的那头，父亲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地听着、答应着。我放下电话，忍不住鼻子一酸，泪水不由自主地盈满眼眶。

想起小时候，有一年的夏天，我的脑门上长了一个火疖子，痛得厉害，一张小脸肿得像皮球。那时候住在乡下，去医院要走约4-5里路。这4-5里路，父亲就一直背着我走到医院，我伏在父亲宽阔的背上，温暖又舒适。

到了医院，面对拿着手术刀的医生，我吓得拼了命地“哇哇”大哭。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边哄着我说，不把里面的脓放出来，以后会越肿越大，越大越疼。一边用眼神示意医生动手。医生小心地割开我脑门上的火疖子，将里面的流脓清除干净，然后用纱布将我的脑袋包了个结结实实。大约一周之后，我原本肿胀的脸渐渐恢复了原状，也没留下什么疤痕。事后想想，父亲说的没错。

父亲是个勤劳的人，平日里，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从前，耳朵也有些不好使了，跟他说话嗓音要提高八度他才能听得清楚。每次去看父亲，他都要亲自下厨，做我最爱吃的菜。看着父亲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恍惚中，我仿佛回到了母亲还健在的日子。那时候，每逢节假日，我和妹妹带上孩子相约着回家，温暖的灯光里，一大家子人围坐在桌边，一边吃着父亲母亲精心烹制的菜肴，一边聊着家常。不知不觉，时间在我们的闲谈中悄悄流逝，而幸福和快乐却唇齿留香，回味悠长。

自母亲过世后，父亲一直一个人在顺安独居。我曾说把顺安的房子卖了，搬到市里跟我们同住，都被父亲婉拒。他说我住的楼层太高，他爬不动。其实，我知道，父亲是想守着这个家，守着我的母亲。

母亲的遗像高高地挂在房间的墙上，每当跟母亲对视时，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母亲生前使用频率最多的缝纫机，兀自静立，台板擦得油亮油亮。

缝纫机是上海牌的，掐指算来已有30多年，是母亲当年攒了许久才买的。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天资聪慧，心灵手巧，仅靠着几本服装裁剪方面的书籍自学成才，大到床单被套，各式衣裤，小到鞋垫茶杯套，母亲样样精通。那些年，我们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每到新年，是我和妹妹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穿上母亲给我们缝制的新衣在村里招摇过市，总会引来大姑娘、小媳妇还有小伙伴们一片羡艳的目光。

因此，附近的乡亲都乐意请母亲做衣服，起初母亲是利用空闲时间义务给乡亲们做，可时间久了，乡亲们觉得过意不去非要给钱，母亲终究拗不过他们的好意，但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些手工费。母亲的善良和精湛的手艺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夸赞，也让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渐渐丰实起来。    

母亲升级为外婆后，她又开始为她的外孙们缝制各种衣物，什么棉袄、棉鞋，还有外套、短裤，一年四季，别提多齐全了。

直到孩子们都长大了，母亲的眼神也不太好使了，她才渐渐清闲下来，那台缝纫机也渐渐被闲置了起来。

母亲过世7年了，那台缝纫机一直被父亲保存着，它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念想。每当看到那台缝纫机，我都恍惚看见，母亲正坐在缝纫机前一边劳作，一边跟我们说着私房话。（王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