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皖新闻讯 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倒戏”发展成为第一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庐剧，从沿街卖艺的“大脚丫头”到如今的庐剧泰斗，幼年丧父、随母乞讨、首登戏台、一曲走红、赴京演出、创办剧团……丁玉兰的庐剧生涯可谓传奇，是什么让她爱上庐剧，是什么让她为庐剧坚持终身，是什么让她九旬高龄仍为庐剧发展耕耘不辍？丁玉兰说，是庐剧成就了丁玉兰，“庐剧的发展就是我丁玉兰的发展。”
丁老现场口述她的庐剧生涯。
随母乞讨结缘“小倒戏”
庐剧作为安徽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彼时还称之为“小倒戏”或“倒七戏”，演出条件简陋，往往是沿街临时搭台唱戏。1931年，肥东县一个女婴的呱呱坠地既让这一地方戏剧日后重焕新生，也在那个动荡时局下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在丁玉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因日本侵华在肥东县郊外被日本军队残忍杀害。顶梁柱的倒下，母亲一人的生计都成问题，更何况还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丁老告诉记者，“我妈妈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犁田耙地，我就给地主家放牛，放牛回去就能吃到一碗稀饭。”
“但是光靠母亲一个人依然很难挺下去，在旁人的建议下妈妈就开始带着我们姐弟俩往皖北去乞讨。”回想起童年时的凄惨经历，丁老的眼眶也开始湿润，不住地用手帕擦拭眼角的泪水。丁老告诉记者，皖北种高粱，高粱成熟收割后地上往往会洒些许穗粒，主人家不要了，母亲就带着她和弟弟去捡，回来收拾下就又是一顿。就这样，母亲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被子一头挑着弟弟，丁玉兰跟在妈妈的身旁颠沛流离到8岁。
也是在这一年，尝尽苦难的丁玉兰碰上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机遇。随母亲乞讨时，她们碰到了当地的一个唱戏班子——丁家班。“当时的班主也就是我的继父丁有和看我们娘仨可怜，便和母亲商量，让我妈妈跟着他们的班子洗衣烧饭照顾生活起居，作为回报会给我们一顿饱饭。”从那时起，丁玉兰正式开始接触“小倒戏”，一边跟着丁家班走街串巷吸收各种门歌（穷人沿街乞讨哼唱的一种曲调），一边自个儿学唱着丁家班里其他老艺人编排的“小倒戏”。
一曲成名唱响徽州大地
然而当时像丁家班这样的草台班子有很多，唱一场戏赚的粮食只够勉强果腹，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时丁有和看着平时机灵、口条好的丁玉兰心中冒出了个想法——让丁玉兰加入丁家班登台唱戏，然而母亲听到后却是断然拒绝。丁玉兰和记者解释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叫文艺工作者，但旧社会‘戏子’的地位可以说是最低的，而女性登台唱戏更是和‘为娼’无异。”面对丁玉兰母亲的果断回绝，丁班主只能苦苦哀求，“他当时就哭着求我妈妈让我登台唱戏，说他们也是支撑不下去了，要养活这么多人，只要我妈妈同意，定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面对丁班主的央求，也为了自己的生计，母亲也只得同意让8岁的丁玉兰登台表演。
整日跟着丁家班走街串巷、耳濡目染，加上本身天资聪慧又好学，丁玉兰很快就学会了几首曲子。因为都是下午搭台唱戏，丁玉兰就头天晚上背词，第二天上午一边赶路一边排练。即使过去八十多年，但丁玉兰对第一次登台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据丁老回忆，当时她出演的第一场戏唤作《雷打张继保》，当时台下乌压压一片人，随着锣声响起登台首演的丁玉兰一下子懵住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该干嘛了，词也不记得了，人物动作也不会了，在台上僵住动弹不得。”好在在台上老艺人的眼色和手势提醒下，丁玉兰逐渐找回排练时的感觉，随着演出的继续也开始慢慢融入角色当中，顺利演完了这出启蒙戏。
从此，十里八乡都知道丁家班里有一个会唱戏的小女娃，“要知道，当时都是男的唱戏，女的唱戏可很少见，更何况是个小女孩，大家都很好奇，都想听我唱段戏。”丁玉兰告诉记者，之前喊丁家班唱台戏雇主只给7升米，现在争着听戏的多了唱一场也涨到1斗3升米，“我就跟着丁家班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到处唱戏，不是我吹嘘，在肥东附近是红极一时、一票难求。”
由于到处奔走唱戏，加上没钱买鞋只能光着脚到处走，所以丁玉兰的脚长得又大又糙，渐渐的十里八乡的村民便开始口口相传，“丁家班有个唱戏好听的大脚丫头。”
庐剧让“玉兰”再次绽放
然而随着丁家班的名声越唱越响，眼红嫉妒的人也开始出现。“因为我当时唱戏都是临时跟丁家班里的老艺人手上东学一首西学一首，其他班子的人就会说我丁玉兰没有正经拜师学艺，唱的都是些歪门左道，自学的戏就和烂漕缸（方言：垃圾桶）里的垃圾一样。”丁玉兰回忆起早期和老艺人学戏，你得提前备两包香烟，好话说尽还不一定愿意教你，“我们行当有句话叫‘教你一出戏，送出一亩田’，往往是师父传徒弟，否则他把戏教会你了就没人请他唱了，等于把饭碗拱手相送。”所以之前学戏，老艺人们往往会有所保留，要么是少教几句词，要么就是藏几个表演动作。
因此，十七岁那年在父亲的引荐下，丁玉兰正式拜在庐剧著名艺人郭士龙门下，并专攻花旦、青衣两角。为了学好一折戏，每天晚上丁玉兰就在师父郭士龙的床前听他讲戏，“因为白天唱戏晚上学戏，我总是容易打瞌睡，师父就让我左手拎着水壶，右手拿干草不停地烧火，这样我一打瞌睡手一歪就被开水烫醒。”就这样一夜又一夜，水烧开一壶又一壶，烫醒一次又一次，丁玉兰逐渐成长为了皖中一带的名角。
新中国成立后，丁家班受邀前往合肥参加了由老艺人王本银主持的合肥平民剧社，而她来合肥后演出的第一折戏是《秦雪梅观花》。“因为要提前挂出戏牌，戏牌上要写时间、曲目、演员姓名，才发现我一直没个正式的名字，戏牌上总不能写‘大脚丫头’，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希望我能成为像梅兰芳那样的一代戏曲大师，就取了其中的‘兰’字取名为‘丁玉兰’。”回忆起在合肥唱的这第一折戏，丁玉兰说，“当时师父告诉我《秦雪梅观花》这折戏九腔十八调，非常难唱，我们唱戏人‘学会观花，走遍天下’。”而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这朵“玉兰花”也在江淮大地越开越盛。
赴京演出让庐剧走向全国
1954年，华东地区第一届戏曲汇演，安徽庐剧团作为省内唯一受邀的地方戏剧团前往上海演出。“得知消息后我就告诉自己我们是代表安徽的，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丢的不是我们一个剧团的人，丢的是整个安徽的人。”丁玉兰回忆，当时华东汇演为时42天，演出104场，大小剧目158个，他们排在倒数第二场演出。每天上午他们就讨论学习其他剧团的表演，下午则集体观看演出。“每天如此剧团的同事们都快把自己的剧给忘掉了，所以我每天就早起一小时，人家6点起床，我就5点起床，怕吵着别人我就在厕所里把我的台词从头到尾背一遍，每个动作也演练一遍。临近演出时，团长让我们合练一次时团员们不是忘词就是忘动作，但我没忘一点。”而丁玉兰也凭主演庐剧传统剧目《借罗衣》，获演员一等奖，与该剧作曲者合作创作的一些唱腔，同时获大会音乐一等奖。
随着丁玉兰与庐剧的相互成就，她也开始受到北京文艺界的关注， 1957年，丁玉兰参加安徽省地方戏赴京汇报演出团，这也将她的庐剧事业推向顶峰。赴京后的第一场演出是面对北京文艺界同行所做的专场演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唱戏就怕内行人看，外人看着热热闹闹不知哪里出了错，但行家一看，你哪里动作不对哪里唱的不对人家心里全清楚。”
表演开始后，面对台下的文艺界人士、戏曲界泰斗她开始发怵，“锣声一响我一下子回到了8岁时首次登台的场景，那一分钟我迟迟无法进入角色。”随着演出结束台下经久不绝的掌声，丁玉兰携剧团成员的五次谢幕，她知道庐剧将迎来自己的盛夏。“现在回想仍然刻骨铭心，在那断片的一分钟，我想到是庐剧给了我第二条生命，它让我能够在旧社会生存下来，它让我在解放后重拾自己的价值，我愿把我的一切献给庐剧，我不能给它抹黑。”也正是这一信念把断片的丁玉兰拉回到锣声中、拉回到角色中。汇演结束后，京剧大师梅兰芳也特意来到后场，“他当时握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地说‘小丁同志的跑驴戏演得很好，我还要向你学习呢。’”
退休后仍心系庐剧发展
1995年从庐剧团退休后，丁玉兰告别自己的舞台生涯，却并没有离开庐剧艺术，被庐剧团返聘回去当老师，担任庐剧院的艺术顾问，并且利用余热进入老年大学的担任庐剧老师，担负起培养庐剧爱好者、传播庐剧的重任。2002年，在老年大学一众学生鼓励下，年逾七旬的丁老又一手操办起“玉兰庐剧团”。对于庐剧的未来，丁玉兰表示她并不担心，“国家大力保护、扶持庐剧的发展，当地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庐剧也成为最早一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它真正能够传承下来，更是因为群众喜欢它，它是安徽地地道道的草根艺术，发源于群众，发展、兴起于群众。虽然年轻人出于对庐剧的认识还不够，接受程度也还不高，但庐剧就像这草根，你把它铲平了，到了春天，它还会再次发青。”
大皖新闻记者 孙召军 摄影报道
编辑 陶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