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阅读体系中，诗，正在沦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精神容器。对诗和诗人来说，我倒觉得这远非一种坏事，诗就应当去艰难之地呼吸，在不被理解中迈开步子，走到更丰富的人群中去，扩展接受面，诗人不能仅仅与同类特质的人形成共振。诗应去更抗拒它的人群中，在完全不能预测的时空中，在一种普遍性的麻木与艰难中，活下去。似乎惟有这样的命运，才能诞生伟大的诗歌、诗人。 

循地理

昨天下午我从合肥到黄岩，近四个小时的高铁，穿过江淮丘陵、巢湖湿地、沿江圩垸、皖南山地、杭嘉湖平原，到达浙东山区。人在旅行中，暂时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惯性轨道，空间的快速切换，时时刺激着感觉系统的更新、呼应，并与之进行微妙互动，人在逼近一种纯粹的语言生活。在我看来，旅行中所获，其实是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奇妙叠加。

古往今来，好诗、耐读之诗、经得起反复推敲的经典之诗，多是在行旅之中写成的。越是艰难困顿的行进，好诗就越多。无论是李白的《蜀道难》《秋浦歌》，还是杜甫的《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等；无论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流放之途，还是苏轼一再被贬之路，都是他们的灵思大放异彩之时。

车经宣城，想到诗本有着强悍的命名能力，此城三处胜迹“谢朓楼”“敬亭山”“桃花潭”，全是被诗命名，或者是被诗再造了，清除了原有形象，生成了全新的内在。《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李白平生仅见的两首为底层贫民写的诗，都写于这附近，“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直白深情，摧人肝肠。

车经杭州，想到一条大河，上游在安徽境内叫新安江，中游由皖入浙叫富春江，下游澎湃入海叫钱塘江，一水三名，各有其丰厚的信息埋藏，江河在自然演进中包含的天道物理，和一个大诗人在少年、壮年、暮年的精神气象之变也大致类同，值得细细揣摩。

车经绍兴，忽想到“新文化运动”三位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故乡竟都在这条线路上；近天台山时，想起佛教中国化的两大流派，禅宗与天台宗，诞生在这条线路的一首一尾附近。

这一路上，每一个村名、镇名、县名，山名、水名，都仿佛一扇小小的语言之门，后面连接着更幽深的空间。诗不直接源于景象的“看不尽”，而源于人对“每一寻常物每一个名字竟然都不可穷尽”这一现象的震惊，源于时时想“破门而入”的渴望，也源于从名、物向“某种内在”的不可止息的冥思与行进。

许多诗人擅于此道——循地理入诗、时空并置，以放大诗中的距离感，拓展它的结构性空间，让地名之上附着的复杂滋味，也参与语义的生成。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中用了四个地名，前句隐含了剧烈起伏的动荡感和风急浪高的不确定性，在后句中，则感受到两个城池之名构建的墙郭稳固、安身立命气息。苏轼写“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地在当年，都是偏僻蛮荒之处，又相距遥遥，他绝口不提杭州这种曾泛舟吟唱、常醉忘归之地，倒将这三个困窘的地名并列，充溢着“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的命运荒寒之感。

人的行进伴随着语言的行进，好诗中往往蕴藉一种“没有尽头的动感”，它命令自己不要在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上形成终结。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有两句诗：“冰雪闪耀，负担减轻——一公斤只有七两。”冰雪闪耀何其寂静，下句中迅疾的减退与消融，在外表遮蔽下有一种奇妙的速度与完成，很传神。上大学时，我读赵毅衡译的《美国现代诗选》，有一幅画面至今镌刻脑中，有一首诗写坠落时，“大地迎面，刷的一下直立了起来”。我写挂在墙上一幅静物画，画中枯树仍在继续枯去。“对生而言，死只是其背面，而枯才是一种登临”，将一种已然止息的东西，在语言中继续它不竭的行进，这种行进，对诗而言，是一种发现。

见语言

发现力，是诗的核心。但“发现”不是知识，诗恰是将此知识化为生命力的一种觉醒。刚才我一直在讲各种“见”，见，即相遇，人的感知系统与世界的触碰、连接、贯通。下面我从另外的维度拆解四个层面的“见”。

见天地。各眼见各花，各有各的见法。杜甫24岁时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帕斯卡则凝神于一根芦苇；詹姆斯·赖特写道：“如果一步跨到自己体外，我将开成一朵花”，而王阳明却说：“心外无物”。世上并无这朵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写作者不断观察、探向外部世界，也姿态生动地为他的“小世界”命名。阮籍叫它“竹林”、卡夫卡叫它“城堡”、马尔克斯叫它“马孔多小镇”、奈保尔叫它“米格尔大街”、莫言叫它“高密东北乡”……我没有资格混入他们这个行列，但我有自己清晰的命名：“黑池坝”。这种命名永不止息，拆穿了，其实是无尽的生命旷野中同一个炽烈的地址。

见自我。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很容易伪饰自我，或者说，沉溺于一个自塑之我，被那个形象所感动，陷入自我怜悯，甚至是茫然不自知的自欺之中。我读到一个大画匠将自己喻为“坐在沙漠中的斯芬克斯”，“伟大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我听得笑了，这个形象和这个说法，不是一种真实的“自我”之境，不仅不是他的，也悖离了所有人的自我。在写作中，我们应当去见一个真切的、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一人分饰多角的、在撕裂中又渴望统一的自我。看清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光影交织的自我，而不是修饰的、伪装的、与自我分离的一个替身。佩索阿一生用了60多个化名、异名，甚至在报纸同一版面以不同名字在激烈分歧中争吵，也就是说，佩索阿体内至少有60多个裂变的他自己。自我是一个人的内在现实，我很难想象一个活在边疆大漠的诗人，与一个活在江南水乡的诗人，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如此迥异，却要写出心理结构与语言气质高度类同的诗歌，不幸的是，此乃当前诗歌生态的一个切面。

见众生。按桑塔格的观点，在旁观、注视、进入无边的“他者之痛”中，建立语言通道，让自身生命逐渐浑厚起来。“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写“三吏三别”时的杜甫，有了这种深刻的“觉他能力”，相对于过往的、在语言中达成自觉的杜甫来说，他是刚刚挣断了某种绞索的新人。唐代李绅年轻时写《悯农》，“汗滴禾下土”，坐了大司空的高位之后，纸醉金迷骄奢无度，刘禹锡受邀赴他的家宴之后，写下“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刘禹锡之“断肠”，是因为头顶永悬着“他者之苦”。世代如此，底层悲歌往往有人唱而无人听，一个不同凡响的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倾听者，有一双从群体亢奋情绪中完全冷却下来的耳朵，能从异常静默中听见内在的喧嚣，或者正相反。但“觉他”不是对众人的盲从，不是求得最大音量的附和。有时候，万头攒动恰是另一种形式的荒漠。

当然，此“三见”只是种粗率的分类，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更多时候它们是叠加与混溶的。而在此之中形成某种融通之后，就会生出“见语言”。语言不是词语，不是语法，不是修辞，它是一种覆盖性、统摄性的力量，特朗斯特罗姆说，词是雪原上清晰、偶然的蹄印，而语言正是茫茫雪原。

我们每个诗人，都要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语调、节奏、语言方式，来确立内在声音的个人性，最终令此声音摆脱短促与混乱，成为语言旷野上一种悠长的、甚至是恒久的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