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村庄令》，心头油然生出些亲切。这部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散文集，封面设计清雅，乡土韵味悠长。看着振强在扉页上的题签"村庄的模样，就是外婆的模样"，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关于一座村庄与外婆的书了。

从五岁被父亲送到大司村的外婆家，到十八岁离开外婆与大司村，作家振强的童年、少年和成长的青春，与大司村，与外婆，已是情恩如山，水乳难分。

《村庄令》写了作家幼年、童年、少年和青春的视角下的外婆与一座村庄，以及与作家"我"的相互位置、情感、关联、互动的外在场景与心灵触碰，以外婆为主线，以村庄为舞台，以日月为追光，以乡愁为背景，将"一部村庄风物志，一卷农耕工笔画"，通过"夕阳下山岗""第一场霜""模糊的面孔""外婆，安好"四个篇章，缓缓而浓烈地释放。"夕阳下山岗"，理出一个头绪，牵出诸多人事，影影踪踪，梦一般朦胧，或是全书的总领；"第一场霜"，个性成长一路的艰涩，叠印成那个霜晨的意象，或是生命的序章；"模糊的面孔"，村庄的人物，从草木的风动里，依次走来，又渐次淡隐，或是乡土的追念；"外婆，安好"，人世间一场生死契约，"我最爱的外婆"，终于在"我"的作品里实现永生，或是遥夜的星光。

振强的语言，外在之美引人入胜，内在张力拨动人心。这是恪勤的修炼，也是天分的外化。在我看来，振强的写作，似乎已超脱那些事先的结构、轻重、繁简、细节的前置设计，怎么写，写什么，仿佛都是率性而为，随心所至。但给予读者的，却是满满的清新、亲切、趣味、自然，一次又一次让人心生共情，令人不忍释卷。文章在振强手里写出，感觉是一点也不累，一点也不难。提笔即写，写好就完，写得轻松，写得自由，写得解放，写得舒畅，仿佛自家酿好的醇醪，想喝，随手舀一瓢，就是。一些神来之笔，让人意想不到，又让人心灵一阵通透。仿佛那些字，那些词，早就集结在振强的笔管里，或隐伏在键盘的背面，振强敲击键盘了，振强开始写作了，那些字，那些词，就会争着抢着挤到振强的笔端，"用我，用我，先用我"地嚷嚷，牵引着振强划动笔尖；就会争着抢着在键盘下跃动，"在这，在这，我在这"地叫喊，引领着振强触动键盘。字词们谁先谁后，组合亮相，振强都听字词的，都是字词们自己说了算，这真得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振强的散文语言，与莫言的小说语言，似乎有着异曲同工的互映。生机勃发，雅俗并存，踢打腾挪，泥沙俱下，思想的重量大于逻辑，意象的表征提升内涵，像流云一样无拘，像闪电一样飞掠，像江河一样奔腾，像春笋一样拔节，充满张力，不可阻挡。

作家的童年，仿佛一个自言自语、心里藏着无穷心思的小生灵，在看，在说，在表白，在倾述。"看到它们鲜嫩、活泛的样子，我的心里就有一朵接一朵的花开着。"（《外婆家的地》）；"外婆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一个是六十岁的孤寡老人，一个是十来岁的孩子，她不懂我，我不懂她，有什么话可说呢？"（《风中的夏天》）；"外婆问我：'你得了第几名？'我说：'第一名。'她淡淡一笑，然后从锅里捞出一些米汤，把那张奖状贴在墙上"（《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场霜》）。

大司村，是作家生命背景上永不消褪的底色。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那些怨，那些爱，那些恨，鲜活在振强的笔下，腾挪在振强的心空。菊英、家龙、司有虎、司家仁、矮胯子、鸡爪子、摄影师、小铁头、六三子、小皮实，温良、温暖、恭顺、忍让、励志、认命、自尊、卑微、勤劳、愁苦，大司村的百姓们，在作家的笔下，循着"村庄令"，纷至沓来，本色亮相，共同构成这部疑似自传体散文集，共同构成1970年代中国乡村原生风貌的典型场景。《村庄令》笔墨在外婆，在村民，但作家始终都在外婆与村民之间游走，在外婆与村民心中进出。在这游走进出中，作家童年、少年的成长轨迹与心路，虽隐而现，渐至明晰，这很有些类似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振强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体验、独具个性的笔触、独具魅力的语言，在娓娓道来中，对外婆与大司村进行着不动声色而激情满怀的铺述，还原了一个远去的时代，描绘了一幅乡情、乡恋、乡愁的鲜活图谱，这在当下乡村振兴文化叙事的战略进程中，无疑具有不同一般的文化纵深与时代意义。

令者，时节、美好也。人类文化的根脉在乡村，精神的元宇宙也在乡村。当我把《村庄令》一篇一篇细细读完，我确信并有把握断定：《村庄令》，是一部关乎乡土不可多得的样本，一部适合所有年龄段阅读的文本。每一位读者，不论年龄阅历，都可以在阅读《村庄令》中，或引发精神的共鸣，或走进乡情的梦忆，或想象"外婆"与乡村曾经的样子，在咀嚼、反刍、回味、遐想中，再次亲近曾经的乡村，感受传统乡土文化的熏陶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