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岁读书，我似更偏爱书人书事、书评书话类的随笔集，譬如，止庵的《沽酌集》，谢其章的《文饭小品》，陈子善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等，皆为探幽发微、意趣盎然之作，令我心慕手追，乐此不疲。故而，陈子善先生的新著《识小录》，于我，可谓慕名而购，因爱而读。  

此书是陈子善先生在香港《明报》副刊上每周一篇同名专栏文字的结集，系“青青子矜”系列中的一本。这些专栏文字多为千字左右，看似散漫随性，闲谈无拘，实则钩沉索隐，深入浅出。作者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与作品，循本溯源，爬梳剔抉，从书籍的装帧、版本的比较、手稿的意义、信函的价值、日记的考略、作家的交往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考辨，析述品评，足以“让一般读者知道探求学问的门径，理解人文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见郑培凯先生所撰《总序》）。  

历史烟云杳，作家故事多。以鲁迅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呐喊》为例，从初版的“京华印书局”印刷到再版时的“京师第一监狱”印刷，颇为有趣，而据再版本版权页上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复经多方查询，四处考证，作者特别强调并肯定了孙伏园1920年代主持新潮社出版部时的功不可没，可惜的是现在几乎无人提及。作者还以鲁迅日记为据，证实《呐喊》在出版之时兄弟失和的“不幸”确已发生，倒是《呐喊》初版与再版时扉页和版权页皆赫然印着的“周作人编”字样，“为兄弟两人此次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但又遗憾的记录”。  

相较而言，同样是对周氏兄弟、张爱玲、徐志摩、巴金等名家及相关名作的探究、赏鉴、考据及校释等，止庵先生秉持的是“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的阅读观，更多的是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去漫谈世事学理、体味读书之乐；谢其章先生则多以“藏家”的身份与读者拉家常、话人生，用轻松浅显的文字展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别样风采；陈子善先生呢，本是学界名流，著作等身，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文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具，晓畅自然，纯粹洗练，且极富性情，启人思考。  

“我一直以为，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就是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他的作品，所谓‘书比人长寿’是也。”作者以著名翻译家傅雷为例，一方面对傅雷家书的不断增添再版感到欣喜，另一方面又对傅雷致友人和机构的书信搜集工作近乎举步为艰的现状深感无奈。因此，当读到《收获》披露的傅雷致好友刘抗之子刘太格的两通佚简，以及刘太格的回忆文字时，情不自禁地感喟为“可喜收获”，而就傅雷将我国园林与英、法两国进行对比，强调“中国人走的是中间路线，以极端的野趣与高度的人工结合为一：一方面保持自然界的萧散放逸之美，一方面发挥巧夺天工的艺术之美”等卓识高见，以及傅雷写信时跃然纸上的一丝不苟与循循善诱等，直呼“至今仍足资启迪”。 

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等著作相类，《识小录》中，作者除对人们相对“熟识”的大家名作及文人交谊等进行了探寻考证，如郁达夫的小说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发表之经过、鲁迅与巴金究竟见过几次面、徐志摩全集编纂之路的任重道远、王佐良的新文学观等，亦能慧眼独具地将一些被忽略被埋没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打捞”了出来，如“早该进入文学史”的周越然、1940年代主编《文潮》的马博良、“文学史家不应遗忘”的毕奂午、诗作被闻一多收入《现代诗钞》的陈雨门等。  

作者坦言：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在丰富扎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上，作者深耕易耨，洞隐烛微，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扑朔迷离、鲜为人知的过往、疑团等，进一步厘清了，剖明了，亦为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更广阔、更精彩的阐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