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商贩,为什么能创立一度全国知名的商业品牌?一个小人物,为什么能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弄潮儿?一位老作家,从风华正茂到两鬓秋霜,为什么要三十多年持续关注并书写同一座城市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家族和企业的故事?这些疑问,在拜读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年广九与“傻子瓜子”》后,我得到了解答。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是安徽省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更生的传记文学新著。传主年广九,这位意外“走进”《邓小平文选》里的芜湖“傻子”,曾经是全国知名的人物,而他确实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小人物成就于大时代,成为在改革进程中几度引发争议的弄潮儿,“傻子”年广九的故事便有了传奇色彩。
“傻子”年广九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年广九可谓生不逢时,更何况家境贫寒。因此,从旧中国到改革开放前,年广九长期在最底层顽强挣扎,在困境中勉强谋生,但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不甘心只过温饱生活。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角,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时候,年广九凭借自己的勤苦和精明,实际上已经让全家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
所以,年广九能够创立一度全国知名的商业品牌“傻子瓜子”,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弄潮儿,绝不仅仅靠勤苦和精明,因为这是许多小商小贩也具备的品质;也不仅仅归因于哪一位领导在其处于困境时说了话、保护了他,因为受保护的人成千上万。“傻子”年广九几度成为全国性的“名人”,进而在2018年10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推荐宣传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时,年广九赫然在榜。这位只会写“同意,年广九”这五个字的准文盲活成一段“传奇”,至少另有两大原因。
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出台的好政策。年广九本人对此看得很明白,他说:“人的命运靠政策,有政策,我的命运还是好的。”原因之二是年广九本身的一些特质。除了一般商贩具有的吃苦耐劳、精明强干,年广九身上具有一种“霸气”甚至“匪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超规定雇工差点被打成“资本家”;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用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刺激瓜子销量,再次被喝令“停止”;1989-1992年,年广久坐牢三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才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这些事例证明,年广九具有抢抓机遇、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灵活头脑和冒险精神。此外,年广九曾两次写信,寄给省委书记和伟人邓小平,反映情况,表达诉求,这种“不平则鸣”的勇气也是绝大多数“温良恭俭让”的国人所普遍缺乏的。
著名作家季宇在《年广九与“傻子瓜子”》序中说:提起“傻子瓜子”,改革之初几乎家喻户晓,而“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傻子”年广九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一位普通的小商贩,但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却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用小小的瓜子撬动了体制改革的坚冰,开启了中国民营经济先河,并创下了“傻子瓜子”著名品牌,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季宇先生的这段话简明扼要地回答了我在文章开头的两个疑问,而作家何更生的这本新著则通过长达三十多年的追踪采访所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傻子”年广九成为“中国第一商贩”和时代弄潮儿的这一历程。
年广九是文化水平不高而语言行为极具个性,“理论水平”不高而思维极为敏捷活跃的“这一个”人。“细节决定成败”,能否准确抓住并且生动再现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成败。对此,《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作者何更生可谓行家里手,书中典型细节俯拾皆是。比如年广九在阴雨天到青弋江边低价“抄底”农民运到城里的西瓜,而他此前先已特地跑到芜湖气象站打听到天气过几天转晴好的“预报”,自然大赚一笔(见第八章);比如年广九在“股份制”大潮中也想与时俱进,跟两个儿子合作组建“傻子瓜子集团”再干一番大事。两个儿子一开始紧锣密鼓筹备,煞有介事,但儿子们拿到“傻子”主动交出的企业公章后,忽然偃旗息鼓了。精明的年广九顿悟:你们这是在玩弯弯绕,夺老子的权,老子不合并了!(见第三十八章)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全书不枝不蔓,因为作者何更生坚持以正能量、主旋律为主,以“傻子瓜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为主,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这条主线,充分展现“傻子瓜子”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报春花,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开先河的重要意义。作者因此尽量避开一些小道消息、花边新闻,摒弃一些博人眼球的低级庸俗的情节与故事。全书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更使读者有一种真实与亲切感,可读性非常强。
最重要的是,《年广九与“傻子瓜子”》不是一本宣传年广九个人和他创办的私营企业的纪实作品,这本书与2021年9月由安徽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编辑,何更生撰写并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傻子瓜子”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年广九口述史》一样,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纪念,是对“傻子”年广九及所有蕴藏于民众间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礼赞。三十多年来,何更生持续关注并书写同一座城市的这个人以及他的家族和企业的故事,创作并发表多部相关主题的报告文学和纪实作品,其深层原因即在此。
总之,坚守文学创作的人民立场,既有把握时代脉络的敏锐眼光,又能生动形象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我读了何更生《年广九与“傻子瓜子”》这本书后,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样,人民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渴望,应该成为所有作家的创作动力。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重唱“春天的故事”,再书“傻子”的传奇,不仅是作家们的任务,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