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研究地方文化。为了宣传本土的文化，打造文化品牌，政府、高校包括普通文学爱好者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每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不同，所导向的研究方向自然不同。我们必须找到一座城市的核心精神，然后再来分析地方文化的深刻意义。本文谨以欧阳修为例，探索醉翁文化的产生、内涵及其影响。
一、滁州的寓贤文化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我们必然要顺着这个脉络来研究。有些地方产生了很多本土的作家、学者，当然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但是还有些地方，本地产生的大家很少，但是偏偏走过了很多大家，滁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用地方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说，滁州文化是典型的流寓文化或者寓贤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清晰地认知到，滁州的历史、文学等等文化史的面相是靠寓贤们的足迹所串联成的文化史。宋代有欧阳修，于是就有了景欧文化，明代有王阳明，所以就有了崇王文化。这是两个文化史旋涡的中心，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与文化共振，使得滁州的文化成为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体系。
丰乐亭自宋代以来历朝都祭祀为滁州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贤。最著名的是“九贤祠”，包括唐代刺史韩思复、韦应物、李德裕、李幼卿、李绅以及宋代知州王禹偁、欧阳修、张方平、曾肇。这九位先贤后多成为朝廷重臣，大大加深了滁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力。即使如韦应物一般在朝廷上并不得志者，因为他特殊的文学才能和他所创作的《滁州西涧》，其影响力已然超越前者而成为当之无愧的滁州文化品牌。
经过时光的淘洗，九位先贤在后代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九贤最终变成“二贤”即欧阳修、王禹偁。明清时期，欧阳修一枝独秀，成为滁州文化史的灵魂，于是便有了“醉翁文化”。
二、醉翁文化的内涵
我们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开一代风气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所独撰的《新五代史》是唐以来唯一一部私修正史，他所编纂的《集古录》成了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
然而在学术史方面这许多的光环仍不足以涵盖欧阳修的成就，他之所以伟大，从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则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史至深且远的影响力。庆历五年（1045）秋天，欧阳修因庆历新政失败被贬滁州知州，从此滁州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欧阳修在滁期间创作了约64首诗，60篇文章，为滁州文化贡献巨大，我们也可因此能够从这些诗文中窥见欧公的风貌。在滁两年多，那个指点江山的欧阳大人渐行渐远，在山水之间激扬文字的醉翁却获得了新生。苏东坡在《次韵王滁州见寄》一诗中说：“教得滁人解吟咏，至今里巷嘲轻肥”。欧阳修来滁前，滁州是文化沙地，经过欧阳修的教化，才有了滁州的文化。换言之，自从有了欧阳修，滁州文化史才真正进入了中国文化史的大潮流中。欧阳修不仅是滁州文化史的高峰，也是滁州文化史的创造者。
以往很多学者讨论醉翁文化的内涵，往往集中在“醉”上。欧阳修《题滁州醉翁亭》有“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离滁之际又有《别滁》诗谓：“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似乎“醉”才是核心所在，其实不然。醉翁之称号独属滁州，醉翁文化也是欧阳修在滁期间所产生的文化。
“盛游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谯号醉翁。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鞓红。”这首诗写于嘉祐四年的春天，诗的前三句概括了欧阳修完整的生命历程。洛阳时期的欧阳修神采飞扬、意兴勃发，那是青春年少的生命盛年；被贬至滁州“醉翁”，不到四十，正是人生的壮年，“名虽为翁实少年”；“白首归来玉堂署”，经过漫长的贬官岁月和两年守母丧期满，重归京城，他已是真正的老翁了。夷陵和滁州期间的欧阳修，虽“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其实“意气尚在”，他对天下大势、世态人情的生命感悟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强烈，这是一个潜藏着深层忧患与愤慨的“清醒的”醉翁。以称号来说，欧阳修在洛阳时称“达老”，这是他对明朗豁达的真切向往；贬谪夷陵时自称“迁客”，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对自己贬谪身份在意与失落的自我标签；到滁州时期的“醉翁”，其自放山水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写，都有明显的超越贬谪穷愁形象的积极作用。在滁州期间，欧阳修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说。醉翁时期的欧阳修面对狂风暴雨的恬淡从容，是仍然积极入世，心怀大义，是虽处山水亭林的“江湖之远”，还是“心忧其君”的。“醉翁之乐”是与民同乐，是“达则兼济天下”。
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撰写《六一居士传》总括一生：“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作为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心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六一居士之乐是人生在世的有所寄托有所归宿，是自由解放，回归本真回归自由回归自己，是“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一种标尺，欧阳修的观念、趣味、修为与性情，他“六一风度”所体现的处穷自若、豁达自娱、超越功利却务实以利天下的精神面貌，成为勾勒北宋一代士大夫阶层之意趣、修养和追求的体察标签。欧阳修来滁成为了醉翁，滁州从此产生了醉翁文化。醉翁文化无处不在，有如《醉翁亭记》一般的文学遗产，有如丰乐亭一般的建筑文化，还有因此而衍生出的亭文化、酒文化、太守宴。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是为沈遵所作《醉翁引》曲谱填词而成《醉翁操》，流传至今成为千年醉翁的遗响。
三、滁州的景欧传统及其文化史意义
滁州文化在琅琊，琅琊文化在醉翁。醉翁去后，引发了千年的景欧传统，至今“野老犹能说醉翁”。历代方志出现了大量吟咏欧公的作品，《醉翁亭记》等在滁创作的精品更是被文人学子们一再仿作。琅琊山的醉翁亭景区甚至出现了伪托欧阳修手植的梅花，谓之“欧梅”。
在如此众多的醉翁遗韵中，《醉翁操》可以说是最能反映醉翁精神的产物。苏轼在《醉翁操》的序中描述了创作此词的整个过程：
琅琊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舍，（沈）遵亦殁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因为心怀对欧公的无限仰慕，所以有了《醉翁操》琴曲，因为出于对欧公精神完美表达的考虑，在苏词产生前，有众多文人的词作被历史否定。苏词一出，天下震动，欧苏的完美结合，俨然就是《醉翁亭记》欧文苏字的双绝碑，历史选择了苏词，也就选择了不朽。此后又接连出现黄庭坚、楼钥、辛弃疾等文学大家的仿作，将景欧文化推向了高潮。此后的文人雅士凡咏滁必及欧。如“琅琊山近浮龙气，六一泉清泻玉声。”（宋濂《扈从至滁阳》）“郡曾纸贵传欧记，地为翁来出让泉。”（石澄《寻醉翁亭故址》）“滁人犹想六一醉，坡曲不闻三两弦。”（吕常《寻醉翁亭故址》）“风流太守惭山简，辞赋黄门忆仲宣。”（萧琯《醉翁亭寄李叔则》）等皆盛名一时。
醉翁文化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在滁州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意义重大。余胤绪在《重修景欧亭记》中说道：“善醉者心醒，实乐者怀壮。圣人之学，诚立明通，以天地万物为体，故先忧后乐，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否则徒在山水之间醉生玩世，非所以景欧也。”先忧后乐，与天地同流，这才是真正的醉翁文化。欧阳修向以倡导古文运动为我们所熟知，他不仅在全国推行新古文运动，也在偏隅之滁实行“文以载道”的理想。醉翁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滁州文学真正融入了儒学的大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汤盛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