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最喜欢给家里买红糖了。村东头有个小店，离家不远，穿过塘埂和几条田沟就到了。

说是小店，其实也就零零碎碎地摆上一些物件，上上下下的木柜子摆放着一些家用品，但最多的还是酱油、醋、盐、糖、香烟之类。那个年代，乡亲们都不富裕，也没有闲钱置办其他家当。“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安稳。

店主是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的样子，带着一副断了腿的眼镜，只在边缘用丝线缠绕着，这在当时乡村是少见的。男人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和和气气的。晴天，常看见他在门前散步、晃悠；阴雨天气，他就靠在柜台里的座椅上，眯着眼看报纸。听说，他是外乡人。他很少主动同顾客搭讪，说真的，他真不像个生意人。

“称一斤红糖……”我怯生生地说着，将捏出汗的五角钱摊平，放在柜台上。见他没动静，我朝里面巴望着，怀疑他是睡着了。我探出脑袋，踮起脚尖，比黑漆漆的柜台也高不了多少。

“称一斤红糖！”我甩着嗓子，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缓缓伸出头，还是眯着眼，见我来了，不紧不慢地起身，用大铁勺从糖缸里舀上一勺放在托盘上。记得那时称糖、瓜子、饼干、蜜枣……都是用这样的铁托盘。他看了看准星，顺手又加了一些，旋即又舀下去一点，反反复复，如是几次。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生怕遇到大人们所说的“奸商”，会缺斤少两。说来也可笑，“盯”与“不盯”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那时还不认得秤呢！

只见他从藤椅边翻出一张报纸，先是摊开，把铁盘上的红糖悉数倒在纸上，还用力磕了磕，似乎担心有残留。接着便折出印痕服服帖帖地包起来，是那种好看的规则四棱锥状。男人慢条斯理，游刃有余，看不出他的手竟是那般灵巧。男人用稻草绳捆好，还特意打了个牢实的“结”，稳稳地递到我手里。

记得有次，实在是馋得不得了，回来的路上，我自作聪明地解开了稻草绳，将“五指山”嵌在红糖里，自顾自地将手指头一个个吮吸起来。老红糖粗粝、脆硬，吃在嘴里“嘣嘣”地响。大快朵颐后，却不知道怎么去“还原”，情急之下，只得胡乱地将稻草绳裹在一起。谁想，还没走出三两步，草绳就散开了，红糖撒落一地。我一下瘫坐在地，“哇哇”地大哭起来，怕是免不了父母的一番责骂了。

许是哭声太大，男人竟寻了过来，一把将我拉起。照他的意思，是回小店去——重新给我包上一份。我止住了哭声，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昏黄的灯光映照在台面。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神，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上次光线昏暗的时候，我还偷偷地将手伸向糖缸，许是他两眼昏花，又许是他早已忘了此事……看着我羞赧的脸，他也只是笑笑，心照不宣似的。门外是他嬉戏玩耍的孩子，也成天叫嚷着吃糖，门牙都豁了两个，看上去和我一般大。

拎回来的红糖，母亲小心地把它盛放在陶瓷罐里。包红糖的报纸自然也就归我了。嗬，上面还粘着不少糖粒呢！照例是伸出舌头一股脑儿地将报纸舔得一片潮湿，边边角角也不落下。只在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客的时候，母亲才会做几碗糖水鸡蛋，舀上一两勺红糖，浓稠的糖液洇散在碗里，缓缓地流着。抿上一口，真的！比蜜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