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85岁高龄的阿姨给妻打来电话，俩人像一对母女，亲亲热热地聊了一个多小时。 

阿姨是我早年在淮南的一位邻居，叫什么名字，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和妻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至今已四十多年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京服役，和爱人经过三年多的“恋爱马拉松”，终于修成正果。结婚不久，爱人单位给她分了半间房子，大约有七八个平方，我时常用“进门就上床”来形容它的狭小。不过，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是挺满足的，毕竟有了一个自己的小窝。 

阿姨家六口人，原先挤住在一间房子里。我爱人住在隔壁，门挨着门，后来分割岀的另外半间房子就给了阿姨家。这样，原本连体的两间房子，阿姨家住一间半，我爱人住半间。 

阿姨的丈夫姓王，我们叫他王叔。王叔家在天津，是个孤儿，用王叔的话来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王叔很小就被拉去当了兵，因为天资聪明，又有一点文化，还上过黄埔军校。后来，也正因为这个经历，王叔被发落到了淮南。据说，王叔年轻时因为“历史问题”，找对象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阿姨是淮南市郊的一个农家女，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非常能干而且很有主见，她不在乎，便嫁给了老实厚道的王叔。人活着不能没有爱。有一次，我跟王叔闲聊，他说，我一辈子都得感激你阿姨，是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阿姨和王叔育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王叔和他的大女儿，与我爱人在同一个医院上班。后来，大女儿也找了一个当兵的丈夫，巧的是，也姓刘，晚我们一年结的婚。 

我和爱人结婚后，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每年只有休探亲假才能回来一次。有一年，我回来探亲，见房子前面拉了一个小院子，院内的东南角还搭了一间又小又矮的小屋。后来阿姨告诉我，这间小屋是专门为大女儿和女婿盖的。 

我爱人与阿姨一家人朝夕相处，一个院门进出，周围很多人都把她当成了阿姨和王叔的女儿。时至今日，每每忆起在阿姨和王叔身边的日子，妻仍是满满的感动。妻说，那时候年轻，很多事情都不太懂，阿姨就像母亲一样言传身教，平时也像待自己孩子一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医院实行“三班倒”，除了白班，上半夜叫“小夜班”，下半夜叫“大夜班”，起初是“三大三小”轮值上，有时人手紧张，还要连轴转，人被弄得无昼无夜、昼夜颠倒，疲惫不堪；下班后，不想吃不想喝就想补觉。阿姨看了心疼，每天把一家人的饭菜做好后，总要喊我爱人起来吃点东西，有时实在不忍心叫醒她，就把饭菜放在炉子上用水焐着。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太好，我爱人每次夜班，王叔都要在深更半夜爬起来，接送到医院门口，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有时王叔不在家，阿姨不方便接送，就在院子的门头上挂一盏电灯，给我爱人照明壮胆。妻现在还常说，一个人孤单单地行走在黑夜里，害怕极了，但只要看见那一束灯光，心里就感到温暖和踏实…… 

后来，我调到淮南军分区工作，单位分配了住房，搬家那天，我和妻却万般不舍。阿姨和王叔拉着我俩的手说，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是啊，我们与阿姨和王叔，还有几个弟妹，已不仅仅是邻居关系了，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的亲人。打那起，我们就一直当作亲戚来走。 

阿姨是个十分要强的人。那年月生活困难，为了贴补家用，她不顾家人反对和一些人的讥讽，到王叔和大女儿所在的医院里当起了清洁工，一干就是十多年。在做保洁的时候，阿姨见经常有人提着东西来医院探望病人，就把多年积蓄拿岀来，先是买了一个冰柜，在医院门口卖冷饮，而后又定做了一个货物架，卖一些罐头、食品和糕点等。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我那两个咿呀学语的宝贝女儿，一到星期天，就嚷嚷着要去看姥姥、姥爷。每次去，阿姨和王叔都是把最贵的雪糕、最好的糕点拿给她俩吃，不仅管够，临走时还要带上两份。 

再后来，我们全家迁到了合肥。虽然离得远了，但相互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走动，我们再怎么忙，每年都要去看望阿姨和王叔，他们也总是时时关注着我们。一次，阿姨和王叔想两个孩子了，还专程从淮南到合肥，阿姨还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有一年，阿姨和王叔听说我们搬了新家，甭提有多高兴，还特地嘱托女儿女婿替他们过来看了新房。 

阿姨年轻时就患有气管炎，后来在医院做保洁，整天洗洗涮涮，又得了类风湿病。王叔前两年走后，阿姨突然腿脚疼痛厉害起来，岀行都要依赖轮椅。开始，儿女们还担心阿姨接受不了，没想到阿姨反倒劝起他们来了：人老先打腿上老，我年轻时路走得太多了，现在该坐下来歇歇了。 

今年五月，阿姨的外孙女童童在淮南举行婚礼，我和妻专程前去道喜。坐在轮椅上的阿姨，衣着整洁，面容慈和，耳不聋，眼不花，精神非常好。她握着我和妻的手，把全家老老小小问了个遍，我们说都好，她就非常高兴。然后，笑呵呵地对围拢在身边的人说：“现在赶上好日子了，你们要珍惜，我也要好好地活着。” 

拙作成稿后，我突然觉得，应该打听一下阿姨叫什么名字。于是，就给阿姨的大女婿发了一条微信，他很快回复：“叫邹德英”。阿姨虽然是一位普通人，而我从她身上汲取的精神养分，却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