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在安徽博物院观看“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在欣赏先生书法、信札、设计作品时，突然想到今年是其诞生140周年、逝世85周年。检出书架上的书籍，有其作品，有别人写他的，拉拉杂杂10余册。 

三伏天，白日上班，无所用心。晚间，躲进空调房，管他奥运和疫情，大快朵颐读鲁迅，有雪夜读禁书之畅。愈读愈觉得“老头子”深刻、孤独、可亲。掩卷，更为以前应付地读他的作品而惭愧。 

虽生长在清朝官宦之家，但祖父的“斩监候”和父亲的病故，让这个“大少爷”过早地体味到人世的悲凉。走出绍兴，到南京到东京，急剧变革的纷繁乱世，使他将个人意识扩张到民族与国家的苦难与图强。1903年，在日本断发拍照后，写成《自题小像》言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比当年在三味书屋课桌上刻写“早”字，更有救世的广大。弃医从文后，他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认知与理解，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解剖在二十世纪初，是流行的。故而，新文化运动打出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流行的，也容易速朽，或者为某些人所利用。他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隐隐透着一丝杀意。“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是他战斗的写照。 

也许正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文白交杂的句子、日文硬译的词汇以及虚实的用笔，让我们和他、他的作品之间产生了巨大隔膜，不细细揣摩又难以发现其中的深意。他也明了这一点，“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怕周树人成为学生们“三怕”之一。其实，彼时也有很多人怕他。因为其刻薄好斗，主张“痛打落水狗”，至死“一个也不宽恕”。深刻的人，“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注定是孤独的。甚至孤独到连最亲密的爱人许广平也不太理解他，正如张兆和不理解沈从文。许广平不理解、冯雪峰不理解，更遑论几十年后的我们。 

鲁迅曾说他写作的目的之一，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他明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年，所以他愿意甚至牺牲自己、或被青年利用也帮助青年。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鲁迅爱夜，曾作《夜颂》；曾写下“大夜弥天，璧月澄照”。“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夜读鲁迅，四周俱寂，喧闹的城市安静下来，看到他大病初愈后写下的话，“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悲从中来，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狂人”，也有着“无情未必真豪杰”的柔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忘记一己的病躯，依然怀想着“无穷”和“无数”。他匆匆独行在暗夜中，试图砸碎铁屋子，透进微光给民众和国家。 

月光如水照缁衣。百年后的今天，我在夜里读他的书，权做一种纪念与怀想。纪念一位行者，怀想一位先知。他如同一个路标，一直在前面指引着我们前行，只是我们常常忽视、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