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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营房巷五号

©原创 2020-07-28 15:15

来寿州,从通淝门进入人声鼎沸的南大街,过棋盘街口,向北不远左拐就是营房巷了。营房巷者,传说是古代寿春营部队驻扎的地方。这个听起来如此威武森严的地方,曾经住着一个“郊寒岛廋”般的文人,他就是一代狂草大家司徒越。

傍晚,进入巷道,左手边有一堵高高的青砖老墙,墙根下依次是卖豆浆、油条、绿豆圆的小吃铺。再往前,各色的电瓶车聚集在一道窄窄小门前,接孩子的家长们骑在车上说话或者玩着手机。如果不在意的话,即使走过多少遍,都会不在意这道朝北的小门,当然更不会在意乌黑的木头门框上,钉着一个锈迹斑斑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营房巷五号。小门旁边的墙体上,还镶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县级文物保护铭牌,几乎要被别人挂在墙上广告牌遮住,那上面写的却是:孙氏住宅。

清末民初,寿州孙氏,开枝散叶,乃是名门望族。营房巷五号住宅是建在高台子上,前有孙家粮库,后连着西十房,过去有一大片古民居。进入院落,忽然开朗。一个方方正正的宅院突然出现在面前,好像不如此这般的寻找,它藏着掖着就是不跟你见面。

夏天,院子里的银杏树枝繁叶茂,芭蕉长出了肥大的叶子。一株樱桃树因为受到房檐的挤压,将身躯探向院落中间。我站在青砖铺设的院子当中。天光兜头浇下,又被脚下含有包浆的石板反射上来。迎面是三开间两层阁楼的建筑,孙家俗称“大堂屋”。特别引我注目的是,灰砖砌的东西山墙的檐头,饰有精美的竹子和梅花砖雕,木头廊柱,上有木雕撑拱,下有石质须弥座,走廊的尽头是个圆形拱门,那是通向阁楼的通道。

孙以檬告诉我:先父生于斯,终老于斯,去世后省考古界有人来看了,认为是清初的建筑。“高台子建筑群”附近一片,原来有近百间老房子,都是孙氏所有。据说原是一个夏姓御史的宅子,后被孙氏先人买下。老宅俗称“大堂屋”,是分家时司徒越先生抓阄所得,1951年、1953年先生先后调至六安、舒城工作,老宅由亲戚代管,先后租给县烟酒专卖公司和工商银行。先父1963年调回寿县博物馆工作,有家难回,曾寄身报恩寺涤尘精舍。从1972年开始向银行要老宅,拖了三四年才全部归还。我曾经看过一幅孙家老宅维修的照片,司徒越先生在旁边写了几行钢笔字:“旧居揭瓦。1987年4月8日摄。揭瓦是大修,即所谓‘砖瓦下地,重换新椽子’。”先生生前卧室在东边,也是书房,一般的条幅就在南边窗下的八仙桌上写,大些的字(中堂)及对联就在地下写。无书房,藏书也少,有闲章“无一卷书斋。”这是先生关于老宅仅有的点滴记录。在寿州城里,像这样保存完好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

3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已故寿州诗人陈益龄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了这里。那是先生生病手术之后,从上海返回故乡。因为大便干结,无法更衣,需要定时灌肠。我带来了药皂以及那种老式的橡皮管灌肠器,就在东边卧室的床上给先生灌肠。令我惭愧的是,我那时医术浅薄,手法稚嫩,操作起来笨手笨脚。先生却和蔼可亲,非常配合。我知道,先生没说,我那次也许弄得他非常难受。

那个时候的先生,是历尽劫难之后又以狂草书法蜚声海内外,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但无情的病魔却缠上了他。这唯一一次跟先生的交集,令我终生难忘。“跨进他的卧室,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窗明几净、轩敞朴实。当门是一桌一砚,依窗而列;迎门的墙下,竖着满架的图书,高下错落,井然有序,全然没有古人所张狂的那幅怪模样。书架上方挂着一幅甲骨文横披:‘尽其在我’,那是先生的手笔。书架旁即是先生的卧床,床下空无一物,地扫得一丝纤尘也无”。王业霖先生在《人间丹凤失司徒》中的描述,正符合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面前的这个邻家老爷式的瘦削老人,他的深居简出的行止,炉火纯青的书法,博大精深的学问,都己臻人生高山仰止的美与善的大境。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30多年了。我的理解,像这样的人,即使是300年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但令我担心的是,他生于斯又终老于斯的这所老房子,如今已是岌岌可危了,如果再不加以维修保护,可能很快就会损坏而无法收拾。

我不懂书法,但我知道书法之道,绝不是会写几个字便可。寿州号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但像司徒越这样的胸藏万壑,学贯古今的人物,过几百年也许都不能出一个、两个。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家风淳厚,少小求学,立志报国。中年突遭变故,晚年创造人生辉煌。我们先不说这座老房子,我们把他的狂草、书论、考古、篆刻、诗词等成就,我们把他淡泊名利的品质,放到他受尽屈辱,颠沛流连的几十年人生境况中,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倍感这是一位隐居在寿州的内心孤独而宏大的大儒。

因为这个原因,有多少人心向往之而不得见,因为先生已经不在了。我住在这儿是幸福的,可以经常独自一人到这个没有人气的地方走走看看。如果没有熟人指点,你不可能了解在这座老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我把他们带到营房巷五号“司徒越故居”对面的一个小酒馆里,点几个菜,要一壶酒。三五好友,临窗而坐,微醺之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巷子里人声鼎沸。那时,也许有一阵小雨飘落,透过玻璃窗户,于忽明忽暗的人流中,每一个身影都令我倍感温暖,仿佛看到一个手提馍头的清瘦身影,他混在世声人群里,一点也不显眼。只是当他拐进那个挂着“营房巷五号”门牌的房子里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就是司徒越先生。

那是一个永不消逝的时代文化背影。


来寿州,从通淝门进入人声鼎沸的南大街,过棋盘街口,向北不远左拐就是营房巷了。营房巷者,传说是古代寿春营部队驻扎的地方。这个听起来如此威武森严的地方,曾经住着一个“郊寒岛廋”般的文人,他就是一代狂草大家司徒越。

傍晚,进入巷道,左手边有一堵高高的青砖老墙,墙根下依次是卖豆浆、油条、绿豆圆的小吃铺。再往前,各色的电瓶车聚集在一道窄窄小门前,接孩子的家长们骑在车上说话或者玩着手机。如果不在意的话,即使走过多少遍,都会不在意这道朝北的小门,当然更不会在意乌黑的木头门框上,钉着一个锈迹斑斑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营房巷五号。小门旁边的墙体上,还镶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县级文物保护铭牌,几乎要被别人挂在墙上广告牌遮住,那上面写的却是:孙氏住宅。

清末民初,寿州孙氏,开枝散叶,乃是名门望族。营房巷五号住宅是建在高台子上,前有孙家粮库,后连着西十房,过去有一大片古民居。进入院落,忽然开朗。一个方方正正的宅院突然出现在面前,好像不如此这般的寻找,它藏着掖着就是不跟你见面。

夏天,院子里的银杏树枝繁叶茂,芭蕉长出了肥大的叶子。一株樱桃树因为受到房檐的挤压,将身躯探向院落中间。我站在青砖铺设的院子当中。天光兜头浇下,又被脚下含有包浆的石板反射上来。迎面是三开间两层阁楼的建筑,孙家俗称“大堂屋”。特别引我注目的是,灰砖砌的东西山墙的檐头,饰有精美的竹子和梅花砖雕,木头廊柱,上有木雕撑拱,下有石质须弥座,走廊的尽头是个圆形拱门,那是通向阁楼的通道。

孙以檬告诉我:先父生于斯,终老于斯,去世后省考古界有人来看了,认为是清初的建筑。“高台子建筑群”附近一片,原来有近百间老房子,都是孙氏所有。据说原是一个夏姓御史的宅子,后被孙氏先人买下。老宅俗称“大堂屋”,是分家时司徒越先生抓阄所得,1951年、1953年先生先后调至六安、舒城工作,老宅由亲戚代管,先后租给县烟酒专卖公司和工商银行。先父1963年调回寿县博物馆工作,有家难回,曾寄身报恩寺涤尘精舍。从1972年开始向银行要老宅,拖了三四年才全部归还。我曾经看过一幅孙家老宅维修的照片,司徒越先生在旁边写了几行钢笔字:“旧居揭瓦。1987年4月8日摄。揭瓦是大修,即所谓‘砖瓦下地,重换新椽子’。”先生生前卧室在东边,也是书房,一般的条幅就在南边窗下的八仙桌上写,大些的字(中堂)及对联就在地下写。无书房,藏书也少,有闲章“无一卷书斋。”这是先生关于老宅仅有的点滴记录。在寿州城里,像这样保存完好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

30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已故寿州诗人陈益龄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了这里。那是先生生病手术之后,从上海返回故乡。因为大便干结,无法更衣,需要定时灌肠。我带来了药皂以及那种老式的橡皮管灌肠器,就在东边卧室的床上给先生灌肠。令我惭愧的是,我那时医术浅薄,手法稚嫩,操作起来笨手笨脚。先生却和蔼可亲,非常配合。我知道,先生没说,我那次也许弄得他非常难受。

那个时候的先生,是历尽劫难之后又以狂草书法蜚声海内外,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峰,但无情的病魔却缠上了他。这唯一一次跟先生的交集,令我终生难忘。“跨进他的卧室,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窗明几净、轩敞朴实。当门是一桌一砚,依窗而列;迎门的墙下,竖着满架的图书,高下错落,井然有序,全然没有古人所张狂的那幅怪模样。书架上方挂着一幅甲骨文横披:‘尽其在我’,那是先生的手笔。书架旁即是先生的卧床,床下空无一物,地扫得一丝纤尘也无”。王业霖先生在《人间丹凤失司徒》中的描述,正符合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面前的这个邻家老爷式的瘦削老人,他的深居简出的行止,炉火纯青的书法,博大精深的学问,都己臻人生高山仰止的美与善的大境。

如今先生已经走了30多年了。我的理解,像这样的人,即使是300年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但令我担心的是,他生于斯又终老于斯的这所老房子,如今已是岌岌可危了,如果再不加以维修保护,可能很快就会损坏而无法收拾。

我不懂书法,但我知道书法之道,绝不是会写几个字便可。寿州号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但像司徒越这样的胸藏万壑,学贯古今的人物,过几百年也许都不能出一个、两个。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家风淳厚,少小求学,立志报国。中年突遭变故,晚年创造人生辉煌。我们先不说这座老房子,我们把他的狂草、书论、考古、篆刻、诗词等成就,我们把他淡泊名利的品质,放到他受尽屈辱,颠沛流连的几十年人生境况中,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倍感这是一位隐居在寿州的内心孤独而宏大的大儒。

因为这个原因,有多少人心向往之而不得见,因为先生已经不在了。我住在这儿是幸福的,可以经常独自一人到这个没有人气的地方走走看看。如果没有熟人指点,你不可能了解在这座老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我把他们带到营房巷五号“司徒越故居”对面的一个小酒馆里,点几个菜,要一壶酒。三五好友,临窗而坐,微醺之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巷子里人声鼎沸。那时,也许有一阵小雨飘落,透过玻璃窗户,于忽明忽暗的人流中,每一个身影都令我倍感温暖,仿佛看到一个手提馍头的清瘦身影,他混在世声人群里,一点也不显眼。只是当他拐进那个挂着“营房巷五号”门牌的房子里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就是司徒越先生。

那是一个永不消逝的时代文化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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