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记——
大学期间，一位教当代文学的诗人老师曾经鄙视一班同学读不懂梁小斌老师的《独自成俑》，继而让我们反思：到底是诗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还是我们离诗歌越来越远了？好巧不巧，正在热映的影片《长安三万里》起码让我们重新温习了《将进酒》，在当下询唤一个诗词里走出来的国民的游思。这次走进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徽派》栏目的，是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首届屈原诗歌奖得主，著有诗集《不恨集》、《与药书》的著名诗人宇轩。而宇轩的另一个身份，是肥东县杨店乡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
安徽省作协秘书长、著名诗人李云这样评价宇轩：他是中国的勃莱，其诗沉静多姿如巢湖之水荡漾且滟潋。
很明显的一点是，宇轩的故事，听起来就在展示诗歌与生活的距离与接口，词语与尘烟各自的浅显与深邃。我们驱车一个小时从合肥市区到了杨店乡，中大街、南大街，几条交错的路，过于不起眼的卫生室，宇轩腼腆地介绍，来看病的乡老基本走得差不多了，老人们的早晨总是来得更早。四里八村乡亲们眼里的宇轩依然还是那个宇轩，虽然知道那个“送药的人”（宇轩的微信名），居然还是一个“写诗的人”，但一切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耳背的老人，依然听不清体检的时间，遛弯的大妈问他要不要带俩桃回去吃……在非常文艺的采访里，宇轩经常谈到童年和母亲的离世，他虽然愿意换一个远方，以旁观者的姿态反观那个在家乡肥东的诗人和村医，但他不觉得故乡的小或者旧是一种局限，甚至那可能是他实现诗意的“抵达之谜”，因为写了这么久之后，挣了一点钱之后，开了一些眼界之后，有了一些名之后，更明晰了见自己之后，他意识到，那个草木深的旧故里，那些自己匍匐出来的印记，才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就像他在诗里写的：“世世代代，土地教诲我们要给予。还不够，还要加上宽恕与接纳。”
忙完一天，他会坐下来画油画，坐下来阅读，坐下来创作，最近他在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弓与琴》，他不讳言，想留下一些文字，他想“在这里世界，在这里故乡”，他认为：我们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走。你很难肯定地说，他是在送药的时候，在徜徉荷塘的时候，还是真正在写诗的时候，想明白这些事情的。但当“送药的人”和“写诗的人”重叠在一起，这一刻起码证明，诗歌离我们并不远。
对话——
诗与时代，是一种鞭策的关系
徽派：宇轩老师，您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诗人，我个人觉得，称呼一个人为诗人，比简单称呼一个人是作家，可能还要高阶一点。您自己怎么看待诗歌以及诗人这个身份？
宇轩：诗，我们常说它是文学王冠。在我看来，不必把诗人拔得很高，也不必把作家贬得很低。我觉得它们都是一种文学上的命名。我个人感觉，一个好的诗人，他是可以写各种题材，包括散文；一个成熟的诗人，我觉得他只要往回走一步，他可以写出很好的小说。
徽派：那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您在创作的时候，身上有没有一种使命感？
宇轩：我觉得随着写作时间的拉长，会慢慢感觉有这样一种自觉性，早期写作是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我觉得写作就是自我的一种审视，自我与时代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平衡，开始并没有什么责任感、使命感。但是随着你写作时间的这种长度和深度的叠加，你会发现，语言会引导你，走向一种精神上的高度，我不知道这种高度是不是您所说的这种使命和担当。
徽派：就是对自己有了一种要求。
宇轩：正如我们最初写作一样，一首诗写出来以后，觉得“写完了，就这样”，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一首诗写完以后，你再放一段时间，还可以继续去修改它，完善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的完成度。他需要时间，需要读者，来使这首诗更完整。那么就你所说的这种诗人的责任、担当或者使命，我觉得，诗与时代，是有一种鞭策的关系，我觉得一个好的诗人，他的诗歌一定是这个时代的良心。
徽派：那这种自觉或者是一些新的认识，跟您之前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国内诗歌奖，包括屈原诗歌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这种肯定，对于您的写作也是一种鞭策吗？
宇轩：诗歌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或者是鼓励，或者是肯定，我觉得对自己而言当然是比较欣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获奖和写作没有太多的关系，写作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事业。那么获奖，我觉得只是对你写作这个阶段的一个肯定，但是与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多长，没有什么关系。
徽派：您刚才说奖金也是挺丰厚的。
宇轩：我参加过很多诗歌比赛，（当时）唯一的目的就是拿到奖金。那几年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西藏、终南山、西安，游历过很多地方，完全都是来自于稿费，回馈于文学的这种游历。
徽派：但它会不会，就像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您说的——给你一个预警，一个警示？
宇轩：对。偶尔获一个文学奖，或者是获一个大赛的这种等级奖，我觉得，你要及时的警惕。一个经常参加大赛的诗人，绝对不是一个好诗人。
缪斯在侧，更要匍匐大地的真实
徽派：因为您还有一个身份是村医，我们来的路上，基本上街上的人都认识您是吧？您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常年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会不会成为你创作的一个局限呢？
宇轩：这个是肯定没有的，我一直觉得，我创作上面的这种营养，完全是这一块土地给予我的，是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给予我的。我之前读过刘亮程老师的书，他在书中写他的一个老乡去北京旅游，旅游回来以后，乡亲们问他，你到北京去见到了什么好玩好吃的，或者是其它一些，这个老乡说北京什么都好，就是太偏远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把自我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诗里也这样阐述过，我的观点就是——在这里世界，在这里故乡。我觉得语言也在不断地教会我，警惕我，或者是提醒我，就是一首诗，你最终要完成的是让它出得去，也要让你的语言回得来。这种诗意上的完成，和我在这种现实当中的完成，我觉得，它们是殊途同归的。
徽派：平常您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也是在基层，还是很忙的，这个工作和你创作之间，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冲突。
宇轩：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时间一长，就是说，人生最大的技巧就是平衡。如何缓解时间上的矛盾，我有自己的经验，就是像屠夫一样把时间割锯成一块一块，比如说上午就是坐诊、看病、随访。下午，就是走村串户去了解病人们的情况，那么中午这一段时间，我可以用来读书。然后晚上，就是完全自由的时间。所以每次下班以后，我的手机就是静音的，这段时间留给自己，所以我的大部分诗，都是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写的。
徽派：能够理解成，其实是需要这种灵感，需要缪斯女神的光顾吧？
宇轩：我们常说灵感。灵感，我觉得是基于经验的这种基础之上，很多好的句子，或者是好的细节，它在你脑海一闪而过，的确是需要你随时随地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这种现实的状况，或者是精神上的游思，然后长期的对于自我的这种反馈，所以我觉得写诗既有火花一闪的这种瞬间，也有着长期的匍匐在大地上的真实的烙印和经验。
来过活过，只有回家一条路可走
徽派：因为您也是安徽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嘛，也有创作任务，您会不会也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宇轩：通过这些年的写作，我觉得非常感谢安徽省作协和安徽省文学艺术院，他们能够注意到你在写作上的这种勤奋，或者是扎根基层的这种写作态度，然后他们给到你一些资源，帮助你去开眼界，拓心胸，看世界，见自己。我觉得通过这几年的眼界开阔，确是把自己的写作（拓展）到了以前没有涉及到的宽度，让我有了突破自我的这种可能。写作任务对我来说是没有压力的，我觉得，写作这么多年，发表不是最终目的，最终它是要把我与我的平衡，很好地交给这个时代。因为人就是火花一闪，来到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一趟，需要留下一点文字，来证明我活过，来过。
徽派：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宇轩：去年8月6号，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写作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规划，我在离家二百多公里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找了一处老宅子，一百多年的老房子，白墙黑瓦、马头墙，旁边就是非常清澈的溪水，我觉得我在闲暇时间能够在那样一个地方读书或者写作，再回望杨店乡这样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是一个旁观者，站在一个是现在的时间，也是一个未来的时间，去审视曾经的自己。我觉得站在另一个位置，可以把自己看得更清楚。站在那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我在回想我和我和母亲20多年在一起生活的这种经历，接下来我想写一本书，献给母亲的书。前几天和朋友们去浙江时写过几首短诗，在组诗的最后一行，我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走。所以我准备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我们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走》，献给母亲。
大皖新闻记者蒋楠楠 摄影报道
编辑 徐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