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切实推进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现在与未来的重要前提；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这五个特性的概括，准确、恰当地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规律与价值，为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属性提供了崭新的角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也显著地具有上述特性。结合这些特性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学，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看到许多以往不曾关注到的重要面向。
第一，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在有据可循的数千年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各民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等口头传统，还是诗歌、散文等作家书面文学，其表达方式、修辞策略、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和情感，以及许多重要文体，都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在后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艺术手法、新的文体与新的思想观念，则大都属于从早期传统主流中生长出来的支流。这种连续性，构成了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也是我们书写中国文学史时需要关注的重点。
第二，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创新恰恰是使中国文学保持生机、保持连续性的内在动力。文学研究特别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组重要概念——“传承”和“变异”——对文学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十分清晰的讨论。文学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变异，而没有变异更不可能有文学或文化的传承。创新性属于体现文学主体的自觉与能动性的主动变异，尤其具有保障文学赖以持续传承的重要作用。
第三，从统一性的角度来看，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民众情感、体现民族精神的艺术形式，既是多种现实因素投射的结果，又能够对现实世界发挥多方面的影响作用。在中国各民族历代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既能看到大量反映国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力等主题的现实题材内容，又能看到强调多元融合、反对战争分裂的安土重迁思想的集中表达。因此可以说，统一性既是中国文学的外在功能，又是其不可忽视的内在属性。
第四，包容性是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华文明最深层属性的概括。正是由于有包容性，中国文学才始终能够保持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胸襟和气魄，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部保持着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学之间持续互动的活力，又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纳和借鉴世界各国文学的精华，并由此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包容性是保证统一性的重要前提，没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就不可能有相互之间的统一；包容性也是保证创新性和连续性的基础，缺乏兼容并蓄精神的文学，就不可能容忍创新或变异，不可能容忍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不可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同时，对于五个突出特性中的和平性而言，包容性也至关重要，它是保障中华文明、中国文学具有深入骨髓的和平性的根本要素。
第五，和平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举例来说，无论是在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当中，大团圆的结局是中国传统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从艺术角度而言，这种结构模式，因其套路化的表达曾受到不少批评家的诟病，但是，结合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概念，我们却可以看到这种模式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对于和平、安宁的永恒追求。而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名传统文学作品，尽管有许多表达强烈冲突乃至血腥暴力的书写，但其最后的结局，也都是朝向和平，并因此而为大众喜闻乐见，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和平性。
结合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学习心得，再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概括，可以看到，其中鲜明体现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整体性、系统性和学理性。这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我们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学研究事业，推进新时代大文学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同时，极大增强了我们加快构建中国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所谓大文学观，指的是以文化整体性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探索文学基本属性并推动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观点和方法。它肇始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经过延安新文艺运动的洗礼和深化，这种被后来者概括为“大文学观”的文学思想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家欣欣向荣的制度保障下，经过郑振铎、何其芳、钟敬文、贾芝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大文学观的基本理念日益普及。通过强调以开放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来理解文学，文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小说、神话、传说、歌谣、戏曲等许多以往被狭义文学观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的重要文体，都被纳入文学的范围，并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对人民立场的强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的所有文学创造，都被纳入关注的视野，这在彰显人民丰富创造力的同时，也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和深化胸怀天下的理念与工作策略，促进社会文化建设，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前提下，这种大文学观，不仅体现着对于文学对象的兼容并蓄，也意味着对文学观点与视角的海纳百川。无论是对传统的经典作家文学，还是对民间口头文学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学；无论是对汉族的文学，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学；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还是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始终保持着宽容的襟怀和积极支持的态度。
由于对文学所持的态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是创新的而非保守的，因此，这种打通古今、融会多民族、观照中外的文学观，不仅为全面观照文学的多样性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建设和完善不同的二级学科，实际推动文学研究在理论、视角和方法上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而这一切，又是我们今天适应时代要求，赖以从文学文化整体的角度进一步提升各项基础研究，并促进基础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转化及其服务当代文化建设作用的重要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二级学科按照原有规划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文学一级学科当中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各自为政、界限分明的壁垒，因而又与大文学观的基本理念渐行渐远。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的系统论述，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整体观、系统观，对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大文学观中综合、整体、比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推动文学研究各学科形成既立足自身传统又拓展研究视野的自觉意识，促进学科融通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具体来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概括，必然有助于深化有关文学自身丰富性、多样性的认识，并起到拓展文学理论及视角的作用；必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文学实践主体的多元性及主体间性，进而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在国际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必然有助于认识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形式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进而为理解和维护文学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造力发挥作用；必然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三大体系的建设，进而为发展和完善新时代大文学观发挥作用。而这种属于新时代、适应新要求的大文学观，又必然会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安德明（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