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 为什么汪曾祺先生的长子汪朗从不称呼自己的父亲“爸爸”，而是“我们家老头儿”？为什么有着“天下第一汪迷”之称的作家苏北始终对汪曾祺“一汪情深”？上周六，汪朗和苏北携《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别集》做客徽派“政屏说书”，就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展开精彩对谈，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可爱的“老头儿”作家。

汪朗做客徽派“政屏说书”现场

老头儿跟安徽很有渊源

刘政屏：先请汪朗跟合肥的读者打个招呼吧。

汪朗：来到合肥，还是要讲讲我们家老头和合肥的渊源，实际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点，他的祖上是安徽人，这一点是有家谱记载的。一般认为姓汪的都是来自皖南徽州，我们家的家谱记载，前八九代的样子，是真正从安徽迁到高邮的，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安徽人；第二点，老头儿名气还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安徽文学》发表了他一篇后来非常有影响力的散文《关于葡萄》，一组包括三篇文章：《葡萄和爬山虎》、《葡萄的来历》和后来非常有名的《葡萄月令》。《葡萄月令》被好多课本收进去了，是散文的代表作。说起这个作品的发表是有一番曲折的，外人可能不太知道，当时是他的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学，在东北的一个文学刊物当副主编，到北京找老头儿约稿，结果文章给打回票了。正好我们一个邻居，跟《安徽文学》有点熟悉，说要不给你推荐一下，老头儿说那行吧，这么着就发在了《安徽文学》上，《安徽文学》的编辑非常有眼光。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关于葡萄》的那三篇，上面写着：初刊于《安徽文学》1981年第12期；第三点，1989年，《清明》杂志创刊十周年，他从北京来参加庆祝活动，在合肥待了好几天，座谈会发言，还跟着组织方去皖南。在皖南跑了好几个地方，屯溪，歙县，也是回老家了。那次没有上黄山，一个原因是岁数比较大了，还有就是安徽的酒太好了，山下喝了两天酒。他酒量一般般，但喜欢喝，年轻人都去爬山了，他跟老友喝酒聊天；最后一点，安徽有个铁杆汪粉苏北，写了好几本我们家老头儿的书，被广大读者评为“天下第一汪迷”。有人说他还需要努力，不然“第一”会被人夺走。

汪朗

刘政屏：你在家就管父亲叫“老头儿”吗？

汪朗：这好像是我们家的传统。我们总感觉叫“爸爸”太生分，而且他也没有当爹的样子，大家都是平等相处。我妈原来叫他“曾祺”，60岁以后改叫“老头儿”，我们也跟着叫。后来有了孩子，就是他的孙辈也这么叫，谁叫他都答应。

刘政屏：听说汪老做菜很有一手，是真的吗？

汪朗：还可以吧。但他写文章，可是比他的厨艺高出好几十倍，可以说，他是作家里的好厨子。

呈现还算可爱的真实老头儿

可爱“老头儿”汪曾祺

刘政屏：据说《汪曾祺全集》编了八年？

汪朗：人民文学出版社太认真，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当时是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全集，以为把明显的错字和失误校勘、改正出来，大家读得比较顺就可以了。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强调学术性，要找到文章发表的最初出处，还要跟原稿核对，不能完全照搬。有个问题，老头儿引用别人的话，古人的话，完全凭印象，也不查，也不留底稿，好多东西我们知道，但找不到了，等到排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划拉出一些资料，又要重新排，耽误很多时间。

刘政屏：这套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跟别集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汪朗：增加了好多篇幅。现在说汪曾祺是60岁以后才被人知道的，实际上他20岁就开始写东西了。里面收录的小说有三四十篇，散文一百多篇，书信一百多封，还有剧本等。之前的全集200多万字，这次将近400万字。可以说，能把划拉到的都找到了，有些很难找到的史料，以前没有的也收进去了。别集跟全集有个区别，别集是真正的汪曾祺的研究者，特别是作品的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更多的是从读者的角度编了这套别集。篇幅大概200万字，一小本一小本，便于读者随时随地拿起来阅读。一共20本，8本小说，11本散文，1本戏剧。现在小说都出了，剩下的近期会出齐。

苏北手抄的汪曾祺文章

刘政屏：说到汪迷，你眼里的苏北是怎么迷的？

汪朗：他当年想当作家，学别人都不是太容易，汪曾祺比较好学，事不大，语言也比较平实。他当年把老头儿的作品一篇一篇地抄，从这开始他的文学梦，后来慢慢地有机会跟我们家老头套近乎，套得比较近，都到我们家把老头藏的最好的酒给喝了，老头儿自己平常就喝点二锅头。他们聊天聊到半夜了，传达室都把铁门关上了，苏北他们就翻铁栅栏回家。

刘政屏：除了全集，你们兄弟姐妹还一起写了《老头儿汪曾祺》，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汪曾祺作品

汪朗：写这个比较偶然，我们家三个都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我的大妹妹，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她认识的熟人在人大出版社，想出一套追忆丛书，就是名人家属写亲人的。我妹妹跟老头儿感情深，先写了一部分，也就是书中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散了点，是零散的回忆。因为我是搞新闻的，就从新闻角度把老头儿整个勾勒一下，我们根据了解的老头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描述，补充成了第一部分。当时也有一个想法，看了很多所谓的传记，这是我们家老头吗，那么高大，那么不食人间烟火。我们想呈现不算高大，还算可爱的真实的老头。事先也没有沟通，就这么写下来的。人大出版社出了，后来中青社也要出，再出的版本，我的女儿，妹妹的女儿也写了，两代五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写着玩，大家看着玩，这书看着不累。

老头儿的教育方式很宽松

“政屏说书”主持人刘政屏

刘政屏：作为儿子，说说你心目中的父亲吧？

汪朗：老头儿心里对我们都有评价，他对别人说过一句话：我们都不是嗑文学这棵树的虫子。他认为搞文学创作是要有天分的，虽然说的是别人，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也不是这块料。但我们有一定的鉴赏能力，知道什么好。他的点拨不刻意，让儿女自己发展就完了，属于放养型的，不管不顾。在这样一个大的熏陶环境下，我们几个长得也很健康。

刘政屏：对孩子这么放松也是很不容易的吧？

汪朗：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过于宽松的家庭环境，向来没把他当回事，他在我们家排序一直是最后的。就是文学地位很高，家庭地位很低。我们没什么压力，本本份份就好。我妹妹一直是好学生，小学有一个学期学习不上心，期末考了个64分，老师对她有更高的期望，就说她这次是猴子坐滑梯，一出溜到底了，回家肯定交代不了。结果卷子交给老头签字，老头一笑，二话不说就签字了。正好那天我妈没在，不然肯定要管。老师问她挨揍了没有，挨骂了没有，答没有。老师奇怪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家长。把签名看了半天说，原来你爸不是你亲爸，你爸签的“曾祺”，你姓汪，你爸姓曾。毛笔字签名，不写姓氏，这是他的习惯。老头儿认为，小孩，其实他有好胜之心，不是一定要又打又骂的，让他明白，自己改正效果更好。

汪曾祺签名

刘政屏：你说父亲之前不出名，出名的时候你们也长大了，现在还看父亲的作品吗？

汪朗：我什么都看，但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篇，因为他的作品总体比较平稳。《受戒》每次看都很顺，很美。还有就是他的笔调轻松，对小人物的同情，对愚昧的轻微讽刺，尺寸拿捏得特别合适。

刘政屏：因为他都是手写，很好奇你父亲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汪朗：60岁后分为几种状态，几个阶段，《受戒》前后，80年左右，进入井喷期，觉得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角度，就是写他熟悉的生活，用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映。这么多年积累的东西翻出来，所以处于比较亢奋的阶段。他没有书房，我们家两间房住5个人，平常搭一个行军床，只有一张桌子，小妹妹上夜班前要睡觉，也是老头儿最想写东西的时候，没地方写，在外边转圈，总问到点了没，想让妹妹起来。我就开玩笑，你看老头儿那状态，好像母鸡憋着蛋，管他叫下蛋鸡。开始老头儿还反驳，后来也适应了，说今天要下个大蛋，金蛋。小说题材写得差不多了，写散文就比较有规律了，不用那么着急，早睡早起。我们睡懒觉，他早起做改良版的阳春面，吃完坐在沙发上，捧着一个茶杯，我说他是老僧入定，谁说话都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去书房兼卧室，不紧不慢地写。他写东西的特点是，想好了再写，基本一气呵成，他写完的稿子纸面是很干净的，清清爽爽的。因为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话下了，总能找到最准确的表述方式。比如京戏《沙家浜》中有一段二十几句的唱词，他琢磨一会，抽了两根烟，一下就写出来了。

《受戒》（苏北手抄）

汪曾祺的文章和文论相得益彰

刘政屏：你追汪曾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苏北：97年我回到合肥工作，在安徽文友中我对汪老的了解应该是第一名。每次吃饭，朋友都说，今天吃饭不许说汪曾祺好不好。一坐下来我就开始说，我确实不是有意的，脑子里有回环的。当时我在《新安晚报》上发了很多文章，其中很多是写汪曾祺的。关于上面汪朗说的汪先生来安徽的事，还可补充两个细节：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来合肥，逛包河公园的时候作家墨白问他，汪老，你拎着小布袋子干嘛？好像出去买菜。汪老说，带个袋子方便，看有什么好的买些，那样子给人的感觉特别平和。汪曾祺逛包河，有画意，样子很特别。二个是黄山的程鹰跟我说，陪汪老他们去老街，在新安江边上吃龙虾喝啤酒，汪老买了两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售货员找的钱，一抓往兜里一塞。后来程鹰把他们送上飞机走了，程鹰晚上从新安江边过，看两个老头还在那喝啤酒吃龙虾。原来合肥下大雨，飞机飞到合肥，天上转了一圈又飞回到黄山了，两个老头又回到黄山的宾馆，被程鹰撞上了。

苏北

刘政屏：这次参加别集的编辑，有什么感受？

苏北：我当时喜欢汪曾祺，基本是一个人的战斗，后来在喜欢的过程中找到不少同好，成为朋友。我也通过阅读汪曾祺，慢慢从一个顽皮的少年变成喜欢读书的小青年。应该说，写作几十年，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能量都释放出来了。后来汪先生的粉丝团不断扩大，而且发现喜欢汪先生的皆可成为朋友。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互相认识，比如杨早、徐强、李建新，还有我的好友龙冬、顾建平等等。别集的十个编委，每人负责两本，都是最喜欢的人做最喜欢的事，特别有意思。我认为别集是全集之外最好的版本。在编辑过程中，大家互相补充，互相碰撞，产生了不少“巧思”。编辑这个书的过程，我们都很愉快。

徽派总监马丽春现场向嘉宾赠送礼物

刘政屏：这么多年读汪、写汪，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苏北：分两个阶段。前十年偏重回忆，后十年对作品的梳理有了理性的认识，感性的部分少了。理性的作品分析的成份多了。比如刚开始我们对称他是“最后一位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什么的，我们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妥。后来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汪先生貌似“旧文人”，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现代派”，他读的是西南联大，受的是“五四”影响。他是个有着传统的汉语审美的现代派，比如他对女性的解放，女性个性的张扬，是赞美的。我们给他的界定，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也是汪先生自己的定义。我认为，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还有一个是，汪先生不是自发式的写作，他是有认识的写作，或者说是有理论支撑的写作。他一边写一边补充自己的文学理念，通过自序或者给青年作家写序或者文论，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可以说，他的文章和文论是相得益彰的。现在很多研究者说的话都是他文论里的话。可以说，汪先生是一个十分清醒的写作者。至于说给汪先生立传，若要写得好，必须具备与汪先生同等的学养，才能写他的精彩。我原来有个想法，用片段的方式去做，比如说汪曾祺在世77年，我想用汪曾祺的77个镜头，来概括他的一生。可是这种写法也很难。想写好，我也很难驾驭得了。后来发现喜欢汪先生的人太多了，我就默默地退后了，做个悄悄的阅读者也不错，可是现在不大容易做到，因为每年各种原因，都要做一些汪先生的事情。因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快乐。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