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下午（2017年12月29日），由新安晚本报大皖新闻客户端徽派栏目联合合肥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淝河镇人民政府承办的辞旧迎新文学讲座，特邀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开讲《从余华到莫言》。两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天才型作家，王达敏从两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天才型作家他们的文学起点说到文学转折直至文学高峰，以精深的学术研究辅以趣味盎然的故事，把从先锋到新写实主义的脉络梳理完整，同时发散到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忏悔的主题，让听者获益匪浅。
我说坏事了，果不其然
“这个题目是不通的，余华和莫言是同时代的作家，差五岁，几乎是同时出道同时成名，一南（浙江）一北（山东），余华是1983发表第一篇小说，莫言则是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余华成名作是1986年创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而莫言到1985年时，很多好小说都已经出来了，包括《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王达敏教授说起自己潜心研究多年的两位中国最好的作家，可谓如数家珍，“余华的代表作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如果把这两本拿掉，那就不必谈余华了。”王达敏认为，这两本书约27万字奠定了余华在文学界的地位，而且经典性越来越明显，“12万字的《活着》肯定会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余华32岁的时候代表作就出来了。”而在莫言的作品序列中，获得诺奖主要靠《红高粱》和《蛙》，“莫言知道一个人一辈子干不了几件事，所以他一直盯着小说不放。莫言一直推，一直推，2017年他出了一个话剧，两个短篇小说。”
在王达敏看来，余华和莫言都是天才型作家，但余华兴趣更广泛，95年之后余华应《读书》主编汪晖之邀开始写文学评论，结果写完一篇发给汪晖，“汪晖看后说你这是中国最好的文学评论，受到鼓励，余华就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家作品，每研究一个作家便写一篇评论，写了两本这方面的书，一直写到1998年左右。余华写的音乐评论也被作家们和学术界称好。我说坏事了，果不其然，他后来的长篇小说便写得非常艰难。”
王达敏觉得，余华除了是才子型作家，也是领悟型的，但注意力的过度分散导致他后来《兄弟》出来之后褒贬不一，“我对这个长篇提出了批评。”王达敏介绍说，当年有朋友和余华说起自己，余华听后肃然起敬，“说明他看过我的东西。《余华论》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生存优先，而后崇高
王达敏教授以余华研究在学界著称，但他直言，“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人，我不行，我不能押在一个作家身上。”在他看来，余华和莫言都有很好的文学天赋，“我们读了很多书，想当作家的大有人在，但写不出东西，只能研究。想到余华和莫言我们也会叹气，想想他们刚开始写作时只有中学水平，这说明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有一个隐形的东西，天赋在里面。”王达敏说，余华的高考成绩并不好，没考上大学，卫生学校毕业后当了牙科医生的余华，充其量只有初中水平。余华看到有一个人老在镇上晃荡，就问他是做什么的怎么不用上班？那人说他在文化馆里工作，每天晃荡，这也是他的工作。还有这么快活的工作？余华想进镇文化馆，这才开始写作。当时国内各大刊物都是稿荒，余华投稿竟然第一篇就被发表了，“后来又写了一篇小说给《北京文学》，北京打电话来让他去改稿，消息传开后县里人惊讶无比，他就不再拔牙了，直接进了县文化馆。”
“而莫言呢，从小家里很穷，他那时候觉得一日三餐能吃到肥肉包的饺子，已经是皇帝过的日子了。他后来通过写作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当时很多作家，希望通过文学写作改变生存现状，这动机一点都不崇高。但在成为作家以后再去追求崇高也是可以的。”1983年到1986年是中国先锋小说崛起的时间，在杭州，余华朋友买到了一本小说《卡夫卡小说选》，余华看了后很吃惊——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让朋友把这本书转让给他，“中国的先锋小说都是从卡夫卡开始的，余华用厚厚的《战争与和平》，换来了朋友手中薄薄的小册子《卡夫卡小说选》，看后恍然大悟。于是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之后余华的小说有转变，“很多作家都转不过来，但余华不露痕迹便转过来了。跟现实达成和解，把人当做人来写，他写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其实《活着》出版时的1993年，陕西《白鹿原》《废都》等五部小说打响全国，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又遇见《长恨歌》，机遇都不是很好。直到后来得了卡佛文学奖，余华才火起来。他是国外先火，才火到国内的。”
无可反抗的人道主义
2000年前后，谢有顺等人批评余华写的《活着》，说主人公福贵遇到人生中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有他苟活着，那是阿Q精神，是没有意义地活着。“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对的，我就认认真真在03年写了一篇文章，提交我对《活着》的看法，我是期望有人反驳我的观点，但是我没有等到。”但在学校，王达敏为了说服自己的研究生和同事，他继续一篇接一篇地写余华，结果写着写着，一本书就在向他招手，这便是《余华论》的由来。“福贵活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是不是苟活，依然没有定论。余华的力道偏一点点，就两说了，以余华的年纪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其实当时很多批评都是启蒙的观点，觉得遇到困难和危难的时候人要站起来反抗，但我觉得要给人留下生存空间。”
“余华的作品，和同时代比，放在文学史上，放在世界眼光，放在世界文学史，意义就凸现出来。文艺复兴之后，神的地位越来越低，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工业革命，人的地位达到顶峰了，觉得人能征服一切。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人类，有现代派作品，存在主义哲学，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几千万人死亡，之后对人的尊重开始得到改善。”王达敏觉得，余华的《活着》就是底层百姓面对苦难和死亡，如何保全自己。“王安忆说，《活着》是写英雄的。这本书体现了余华对生命的尊重。人在无可反抗，反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时候，保全生命，是充分的人道主义——这是我评论余华作品的要义。”下这样的结论，王达敏表示如果把眼光投到西方，自己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一连串这样的作品摆在那里：《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和《钢琴师》，“那种情况怎么反抗？好好活着。我认为我把余华最好的东西发掘出来了，批评《兄弟》已经不重要了。”
莫言把人当成人来写
王达敏认为，从出发伊始，余华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白狗秋千架》开始就把人性打开了，“他们俩起点就不一样。” 王达敏表示，莫言86年的《红高粱家族》是赌气，当时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莫言，听了老同志“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写不了战争”的论断之后，站起来讲了一句话：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他很快就写出了《红高粱》。这是一种颠覆。于占鳌，成了土匪又成了抗日英雄，他把土匪写成好人。”随之而来的90年代初，贾平凹有四部写土匪的小说，苏童也写过土匪，《白鹿原》也写土匪。
95年的《丰乳肥臀》源自美术欣赏课上来自母系社会时期的一尊雕塑，“哺乳的工具和繁殖的工具，那时的人类对丰乳肥臀充满了崇拜。莫言想到自己生了八个孩子的苦难母亲。他用90天时间把小说一气呵成，一个母亲不断生育，她养育着不同派系的后代。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人类性的呢？丰乳肥臀，母亲和大地是永恒的。”
王达敏表示，莫言的文学观念是这么一句话：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不能把人脸谱化，总而言之，把人当成人来写。”
忏悔是个文学母题
在完成颇有见地的《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之后，王达敏开始思考，之后做什么？在研究莫言的日子里，他想到要讲忏悔，“不是从《蛙》开始的，是从巴金《忏悔录》开始的。”在王达敏看来，《蛙》是最难写的，甚至解读都是困难的。王达敏认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和忏悔，是世界文学的巅峰，至今无法超越。“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古船》《水在时间之下》《黑骏马》和《蛙》都是忏悔小说，忏悔是主题。我认为忏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罪认罪，第二阶段赎罪，灵魂的搏斗，第三是人性的复活。中国最好的小说只走到第二个阶段。”
“莫言自己最喜欢的是《生死疲劳》，写土改时期的小说还有一部《古船》，虽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写《白鹿原》就是受到《古船》的影响。张炜的偶像是托尔斯泰，《复活》他每年要读两遍。先锋之后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方方是最好的，如果新写实主义选出一篇小说，那就是《风景》。方方在近期小说里，对历史的思考是相当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