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2023年10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孙卓、符建涛被拐案做出一审公开宣判，以拐骗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吴某龙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被告人吴某光有期徒刑二年。同时判令吴某龙赔偿孙某飞、彭某英损失42万元，赔偿符某、彭某某损失42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人吴某龙于2007年10月9日、12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先后拐走被害人孙某（孙卓）、符某某（符建涛），并将二人带至被告人吴某光的住处藏匿。随后，吴某龙将被害人分别交由其同乡或亲属抚养。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龙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
吴某龙一审领刑五年，在我国现行法律上这已是对拐骗罪的顶格处罚。然而该案宣判后，不仅受害人家属不满判决，表示要申请检察院抗诉，在社交网络平台上，舆论也普遍认为对被告人吴某龙等的量刑轻，与之前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
导致这种预期落差的原因，在于对吴某龙定的罪名是拐骗儿童罪，而不是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以出卖为目的，量刑结果也截然不同，拐骗儿童罪判刑5年封顶，但是拐卖儿童罪判刑是5年起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法院已顶格量刑，量刑结果又与受害人及民众的心理期待相差甚远，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人们对法律条文不熟缘故，也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感受中，拐卖与拐骗的区别只是犯罪分子是否据此获得经济利益，而他们的犯罪行为对受害人及家人亲属造成的伤害程度，并没有什么不同。
孩子还没抚养成人，或是襁褓婴儿，或是懵懂儿童，在最需要父母呵护关爱时，在最需要亲情滋养的关键时期，在爸爸妈妈怀里撒欢的年龄，却被人以犯罪手段掠走，不知去向。失去父母时，孩子尚不懂事的长大后可能不知自己来路，稍懂事的身心无疑会受伤害，这种伤害极可能是一辈子的；失去孩子的家长，不知孩子死活，往往以泪洗面，对着孩子照片和玩具衣物悲伤欲绝，无法安心工作，在一次次的失望与悲伤中苦苦寻子。即使最终找到了孩子，跟孩子怎么相处合适，孩子的新生活习不习惯，有没有心理阴影，学习怎么进行，诸如此类“后遗症”仍让人操心、焦虑。
他们受的伤害，不能简单的用犯罪分子是不是利用拐孩子出卖牟利来衡量。在孩子没找到前，在犯罪分子没落网前，孩子家长并不知道孩子是被拐给其他人抚养还是被卖钱了，他们承受的各种痛苦，源自猝然失去孩子及寻找孩子而不得的过程中，找到孩子后的痛苦程度才和孩子经历了什么有一定关系。正如有媒体报道，有很多失去孩子的家长，在痛苦寻找孩子过程中，都没想过或不知道“拐卖”和“拐骗”还有区别。
今年4月7日该案在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公开审理前，孙海洋得知深圳检方建议对吴某龙量刑5年有期徒刑时，就难以接受，认为“太轻了”。他说人贩子行为给家庭造成了太大伤害，希望人贩子得到严惩。这次开庭前，孙海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对人贩子处以死刑。法院宣判后，孙海洋情绪激动，表示“拐骗和拐卖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应该同罪！”，明确会申请检察机关对该案判决结果抗诉。在法院外等待判决结果的其他寻亲家长们焦急等待判决、呼吁严惩人贩，也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情绪。
从网上评论看，很多认为这一量刑结果轻了的人，是对该案关注的“角色代入”，是共情。换位思考，如果自己孩子被拐了，付出巨大身心创伤与寻子成本后，犯罪分子只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现行判决生效，算上羁押抵扣日期，吴某光很快就能被释放，吴某龙也只需坐牢3年），也难解气。2014年，根据孙海洋等的寻亲故事改编的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上映，引起社会轰动，也传递了人们希望每个被拐受害人能平安回家、实施拐卖（拐骗）犯罪分子都能被严惩的良好愿望及期待。
其次，在这起案件中，2007年10月，当时才4岁的孙卓被拐走，父亲孙海洋从此走上艰辛寻子路，他把自己的包子铺改成了寻子店，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警方、媒体合作，走遍大街小巷并贴出悬赏小广告，赏金从最开始的10万元上升到20万元。2021年，在公安部组织的行动中，被拐14年的孙卓、符建涛和被拐17年的杨某弟被找到。2021年12月，孙海洋与儿子孙卓相认，此时已距孙卓被拐走14年，其和家人承受的苦楚太多太多。
显然，孙海洋还希望被告人能就自己的犯罪行为悔过，就其行为给受害方带来的痛苦道歉，认罪认罚，并能在民事赔偿上给予真诚弥补。然而，按照孙海洋等受害人家属说法，被告人吴某龙没有悔罪表现，庭审时态度嚣张，对许多问题均以“不清楚、不记得了”作答，拒不承认自己的拐卖罪行，也不愿意支付民事赔偿款。孙海洋失望的地说“我看不出他们有悔改之意。”
惟有法律的严惩不贷，各个层面的“无缝”关爱，才能换来人们对“天下无拐”的期待。就个案来说，孙海洋等对判决结果失望，申请抗诉，是他们的正当权利，虽然，从现行法律来说要想加重对人贩吴某龙的刑事惩罚，除非有有力的新证据证明吴某龙有买卖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拐卖与拐骗，一字之别，量刑差距却非常大，说白了就是很多人认为拐骗罪的现行量刑标准轻了，以致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从通过法律惩罚起到震慑犯罪效果以最大限度减少犯罪行为发生、让人们普遍感受到司法正义的立法原则来说，有关机构或应重视类似“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被判刑5年”案例中的民意情绪，回应人们对法律会更好保护受害方、严惩犯罪的立法期待，以更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等价原则"）。 吴永泉
编辑 张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