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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长的“桐城之问”中读到什么?

©原创 2023-03-03 11:13

这两天,桐城官方发布的系列推文《回答“省长之问”》一下子火了,相关报道迅速占据各大媒体,并登上了热搜。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今年1月份的安徽省两会上。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参加安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桐城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么多的院士、企业家,在安徽县域经济实力排名却从第2掉到了第16,没有成为前5?”

桐城六尺巷。项顺民 摄

桐城是一个享有“中国文都”之称的名城,不仅诞生了桐城派,还是“六尺巷文化”的诞生地,在安庆市所辖县区市当中长期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今为何落后了?“省长之问”又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为什么省长会发出“桐城之问”?

要搞清“桐城之问”的背景,得首先看看桐城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首先将时针拨回到1996年。当年,桐城的综合实力在我省县域中出类拔萃,一度跃居全省第二位,也就是这一年,桐城正式撤县建市。

图为鸟瞰桐城历史文化街区——东大街。

“当年,桐城民营经济非常发达,隐约可以看到了江浙县市发展影子。”说起当年桐城,一位桐城企业家如此感慨。

对此,桐城籍企业家,经济学博士,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治中在撰写首篇《关于“省长之问”的几点思考》中也明确提到:桐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改革风气之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销售“大军”遍及全国,桐城经济一度跻身安徽县域前列,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桐城仍然位居安徽县域经济的前列。以2002年为例,当年桐城市的GDP为40.10亿元,位居全省第三,仅次于天长市的47.69亿元和无为县的52.59亿元。当时,如今已成为“千亿县”的肥西县却只有36.13亿。

然而,2005年出现了拐点。这一年,桐城经济总量55.54亿元,滑到安徽县域经济第十位,被肥西反超近14亿元。

此后,桐城市经济总量开始在安徽县域经济十强左右徘徊,2011年,桐城市与霍邱县同为170亿,并列安徽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第八位。但此时,桐城市与排名第一的肥西县,差距已经拉大到了160亿。

桐城市北大街。

第二次拐点在2014年,桐城市以217.4亿排名安徽县域经济第十一位,掉落县域经济前十。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昔日落后桐城的肥西早已一骑绝尘,以1068.4亿元傲居安徽第一,与位居第十六位的桐城市452.02亿元相比,差距拉大到615.98亿元。

即使是同为县级市的天长,在2011年,经济总量也仅比桐城多15亿元,而十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234.08亿元。十年间,天长的GDP已是当初的3.7倍,而桐城的这个数字是2.6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今年安徽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长王清宪参加了安庆代表团审议,在会上指出:“为什么桐城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么多的院士、企业家,在安徽县域经济实力排名却从第2掉到了第16,没有成为前5?”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

自古以来,桐城就以其深厚历史积淀和博大精深的人文、商业底蕴,是因盛产“桐”富庶的桐国、是文坛“桐城派”故里,被世人冠以“中国文都”的名号。

回过头去看桐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可以清晰地发现,桐城文化对桐城经济的促进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孔城老街。

探究其内因,就在于桐城“崇实,尚文,精进,容通”文化深入当地人的血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激发桐城人的商业潜能,从而促进桐城经济的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桐城人的开拓进取重商行为更加充分爆发。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吃苦耐劳,能做出常人不能做出的努力。程治中概括“在短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桐城经济确实‘高人一筹’。”

同样,桐城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还反映在桐城人的首创精神上。桐城民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一度走在安徽各县域前面。如当年桐城率先出来了一大批机械零部件产业、瓶盖产业等,催生了桐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安徽省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至今仍被桐城人津津乐道,乃至深深怀念。正是这种首创精神给桐城经济发展带来“先发优势”。

可是,这种文化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减弱。程治中将其归结为“大多数桐城企业的创办人没有完成从‘生意人’向‘企业家’的跃升。”

桐城文庙。项顺民 摄

在他看来,桐城人喜欢学而优则仕,小而富则安,不愿意为自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视野不够开阔,喜欢“做巧事、赚快钱、走关系”,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不是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来赢得市场,而是以自己的技术壁垒来巩固市场,停留在“一笔生意就是一笔生意”“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单子”的业务状态,企业缺乏核心竞争优势。

桐城市长刘存磊也坦承,桐城对人文资源“活用”不够,文旅产业层次不高,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

事实上,桐城要实现更大的发展,就不能轻视厚重的桐城文化对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因为文化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区域经济提供直接动力、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助力文化输出。

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资本,更是第一推动力。

“桐城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优秀人才。”采访中一位桐城籍企业家有点调侃地说。

其实他说的是事实。在清朝时,程晋芳与姚鼐在对话时也曾留下类似言语,“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纵观古今,桐城确实人才济济,古有范增、李公麟、张英、姚鼐、刘大櫆等都是桐城的代表人物。近些年,桐城还走出了大家熟知的徐南平、方复全等近20名院士,3000多名博士。

仙龙湖。

那么,地不大、人不多的桐城何以人才辈出,成就卓越?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密码?他们又能为桐城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这是桐城流传甚广的治家言,意思是“再穷也要识字读文,再富也要养猪。”这正是桐城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代代的桐城人通过努力,不断走出桐城、走出安徽、走向世界。

正是这些桐城人才,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桐城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以彭寿院士为例。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投资高达107亿的中玻太阳能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落地桐城。

桐城不仅仅文化、科技名人辈出,也“盛产”商界大咖,李缜、祝义才、毕国祥、桂四海、程明、梅峰也都是商界精英。

像国轩高科的李缜,从1992年下海经商,从房产转型新能源,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成为商业巨子。2021年11月2日,他带着70亿元投资,返回家乡桐城建设20GWh的国轩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

“内搭平台、外联老乡”的发展路让桐城体会到了经济发展中人才的重要性,但要真正实现“重返前5”的目标,除了这些,还得内育“栋梁”,外引“凤凰”。

和程治中的感受一样,安徽半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福全在《桐城“落伍”之因和“突围”之策》中也认为,“桐城人才流失严重,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较深,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学而优则学术,大家都到外地发展了,导致优秀人才持续外流,他们的后代也陆续定居在外地。桐城成了大城市的人才输出高地。”

桐城市街景。

对此,刘存磊在今年1月6日在桐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人才”也自曝了两个问题:一是营商环境仍需优化,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依然紧缺;二是少数干部奋勇争先意识不强,服务发展、干事创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人才一定是桐城今后发展的主导力量、根本动力和重要支撑。”采访中,一位关注区域发展的专家告诉记者,纵观安徽发展较快的县域,无不将人才放到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人才可以决定发展方向、速度、潜力竞争力,同样在特色产业选择和培育、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改造升级上,都离不开人才支撑。

当下,“省长之问”在桐城已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思考。

毋庸置疑,各种各样的回答都将会为桐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振信心、守正创新、凝心聚力,锻长补短,为实现“进十强、冲千亿”的目标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为,每个回答都有闪光点,都承载着对桐城未来大发展的寄予和期待。

但是,桐城的发展仅仅靠回答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区域经济要实现大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市场基础设施等全方位的支撑,更需要当地人的真抓实干。

龙眠山晨景。

“桐城之问”是对桐城的发展之问,同样也是对其它县区发展之问。“桐城之问”的落脚点,是各县区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利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去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或许,这才是“桐城之问”的真义。

出品 |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东篱工作室

文字 | 袁星红

(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来源于桐城市政府网站)

这两天,桐城官方发布的系列推文《回答“省长之问”》一下子火了,相关报道迅速占据各大媒体,并登上了热搜。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今年1月份的安徽省两会上。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参加安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桐城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么多的院士、企业家,在安徽县域经济实力排名却从第2掉到了第16,没有成为前5?”

桐城六尺巷。项顺民 摄

桐城是一个享有“中国文都”之称的名城,不仅诞生了桐城派,还是“六尺巷文化”的诞生地,在安庆市所辖县区市当中长期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今为何落后了?“省长之问”又带给我们哪些思考?

为什么省长会发出“桐城之问”?

要搞清“桐城之问”的背景,得首先看看桐城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首先将时针拨回到1996年。当年,桐城的综合实力在我省县域中出类拔萃,一度跃居全省第二位,也就是这一年,桐城正式撤县建市。

图为鸟瞰桐城历史文化街区——东大街。

“当年,桐城民营经济非常发达,隐约可以看到了江浙县市发展影子。”说起当年桐城,一位桐城企业家如此感慨。

对此,桐城籍企业家,经济学博士,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治中在撰写首篇《关于“省长之问”的几点思考》中也明确提到:桐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得改革风气之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销售“大军”遍及全国,桐城经济一度跻身安徽县域前列,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桐城仍然位居安徽县域经济的前列。以2002年为例,当年桐城市的GDP为40.10亿元,位居全省第三,仅次于天长市的47.69亿元和无为县的52.59亿元。当时,如今已成为“千亿县”的肥西县却只有36.13亿。

然而,2005年出现了拐点。这一年,桐城经济总量55.54亿元,滑到安徽县域经济第十位,被肥西反超近14亿元。

此后,桐城市经济总量开始在安徽县域经济十强左右徘徊,2011年,桐城市与霍邱县同为170亿,并列安徽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第八位。但此时,桐城市与排名第一的肥西县,差距已经拉大到了160亿。

桐城市北大街。

第二次拐点在2014年,桐城市以217.4亿排名安徽县域经济第十一位,掉落县域经济前十。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昔日落后桐城的肥西早已一骑绝尘,以1068.4亿元傲居安徽第一,与位居第十六位的桐城市452.02亿元相比,差距拉大到615.98亿元。

即使是同为县级市的天长,在2011年,经济总量也仅比桐城多15亿元,而十年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234.08亿元。十年间,天长的GDP已是当初的3.7倍,而桐城的这个数字是2.6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今年安徽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长王清宪参加了安庆代表团审议,在会上指出:“为什么桐城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么多的院士、企业家,在安徽县域经济实力排名却从第2掉到了第16,没有成为前5?”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

自古以来,桐城就以其深厚历史积淀和博大精深的人文、商业底蕴,是因盛产“桐”富庶的桐国、是文坛“桐城派”故里,被世人冠以“中国文都”的名号。

回过头去看桐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可以清晰地发现,桐城文化对桐城经济的促进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孔城老街。

探究其内因,就在于桐城“崇实,尚文,精进,容通”文化深入当地人的血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激发桐城人的商业潜能,从而促进桐城经济的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桐城人的开拓进取重商行为更加充分爆发。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而且吃苦耐劳,能做出常人不能做出的努力。程治中概括“在短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桐城经济确实‘高人一筹’。”

同样,桐城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还反映在桐城人的首创精神上。桐城民营经济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一度走在安徽各县域前面。如当年桐城率先出来了一大批机械零部件产业、瓶盖产业等,催生了桐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安徽省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至今仍被桐城人津津乐道,乃至深深怀念。正是这种首创精神给桐城经济发展带来“先发优势”。

可是,这种文化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减弱。程治中将其归结为“大多数桐城企业的创办人没有完成从‘生意人’向‘企业家’的跃升。”

桐城文庙。项顺民 摄

在他看来,桐城人喜欢学而优则仕,小而富则安,不愿意为自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视野不够开阔,喜欢“做巧事、赚快钱、走关系”,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不是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来赢得市场,而是以自己的技术壁垒来巩固市场,停留在“一笔生意就是一笔生意”“一个单子就是一个单子”的业务状态,企业缺乏核心竞争优势。

桐城市长刘存磊也坦承,桐城对人文资源“活用”不够,文旅产业层次不高,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

事实上,桐城要实现更大的发展,就不能轻视厚重的桐城文化对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因为文化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能够为区域经济提供直接动力、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助力文化输出。

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资本,更是第一推动力。

“桐城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优秀人才。”采访中一位桐城籍企业家有点调侃地说。

其实他说的是事实。在清朝时,程晋芳与姚鼐在对话时也曾留下类似言语,“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纵观古今,桐城确实人才济济,古有范增、李公麟、张英、姚鼐、刘大櫆等都是桐城的代表人物。近些年,桐城还走出了大家熟知的徐南平、方复全等近20名院士,3000多名博士。

仙龙湖。

那么,地不大、人不多的桐城何以人才辈出,成就卓越?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密码?他们又能为桐城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这是桐城流传甚广的治家言,意思是“再穷也要识字读文,再富也要养猪。”这正是桐城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代代的桐城人通过努力,不断走出桐城、走出安徽、走向世界。

正是这些桐城人才,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桐城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以彭寿院士为例。在他的努力下,一个投资高达107亿的中玻太阳能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落地桐城。

桐城不仅仅文化、科技名人辈出,也“盛产”商界大咖,李缜、祝义才、毕国祥、桂四海、程明、梅峰也都是商界精英。

像国轩高科的李缜,从1992年下海经商,从房产转型新能源,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成为商业巨子。2021年11月2日,他带着70亿元投资,返回家乡桐城建设20GWh的国轩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

“内搭平台、外联老乡”的发展路让桐城体会到了经济发展中人才的重要性,但要真正实现“重返前5”的目标,除了这些,还得内育“栋梁”,外引“凤凰”。

和程治中的感受一样,安徽半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福全在《桐城“落伍”之因和“突围”之策》中也认为,“桐城人才流失严重,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较深,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学而优则学术,大家都到外地发展了,导致优秀人才持续外流,他们的后代也陆续定居在外地。桐城成了大城市的人才输出高地。”

桐城市街景。

对此,刘存磊在今年1月6日在桐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人才”也自曝了两个问题:一是营商环境仍需优化,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依然紧缺;二是少数干部奋勇争先意识不强,服务发展、干事创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人才一定是桐城今后发展的主导力量、根本动力和重要支撑。”采访中,一位关注区域发展的专家告诉记者,纵观安徽发展较快的县域,无不将人才放到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人才可以决定发展方向、速度、潜力竞争力,同样在特色产业选择和培育、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改造升级上,都离不开人才支撑。

当下,“省长之问”在桐城已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思考。

毋庸置疑,各种各样的回答都将会为桐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振信心、守正创新、凝心聚力,锻长补短,为实现“进十强、冲千亿”的目标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为,每个回答都有闪光点,都承载着对桐城未来大发展的寄予和期待。

但是,桐城的发展仅仅靠回答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区域经济要实现大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市场基础设施等全方位的支撑,更需要当地人的真抓实干。

龙眠山晨景。

“桐城之问”是对桐城的发展之问,同样也是对其它县区发展之问。“桐城之问”的落脚点,是各县区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利用好自身的独特优势,去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或许,这才是“桐城之问”的真义。

出品 |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东篱工作室

文字 | 袁星红

(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来源于桐城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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