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2月17日，中国文物报社旗下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刊发文章《夏文化 | 李维明：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一文引发了人们关注。文中认为，2000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Ⅲ区二里头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一块不规则形残陶片（2000ⅢT4⑩：40），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物。笔者仔细观察这块陶片后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陶片，因为在这块陶片表面存有多个字痕。对于探寻二里头文化文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可是，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发布了《关于二里头遗址2000ⅢT4⑩：40陶片标本的情况说明》，二里头工作队对于李维明文章中认为的“符号”做了解释：此陶片上所谓“字痕”，系整理过程中记号笔的笔道和原器表裂痕等，并对早年在整理资料中的不规范深表歉意。
记者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了解到，李维明1956年出生，男，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目前系该馆离退休正高级职称专家。从事考古与文物学术研究。2003年4月曾在3000多年前的一段商代牛肋骨刻辞上发现第11个残存文字。
知名学者研究成果被“辟谣”一时引发关注。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上了解到，二里头文化得名于1959年在河南西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大型青铜时代遗址。1959年徐旭生先生带队调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随后组成了以赵芝荃为队长的洛阳发掘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发掘。1980年郑光贵接任队长， 1999年许宏继任队长，探明了宫城的路网结构，并发现了宫城城墙等重要遗迹。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进行探索及考古报告的编写。
一位熟悉该情况的考古界业内人士2月19日接受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先生看的是挖掘报告的图片资料，并没有看到陶片的实物，“如果看到实物之后，肯定不会这个想法了。”之所以会出现就这样的误会，该人士认为可能是时代的原因，这些资料都是20年前发掘的，整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年在文物上做的记录号，的确会用很小的水笔来登记，有时候就会有留下号痕。”
该人士表示，李先生对文字特别敏感。“现在业内都认为二里头可能会有文字的存在，但是暂时还不能证明。”在他看来，文字的出现是很复杂的事情，还需要不断进行论证挖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与李维明先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大家都能感受到他是很严谨、认真的人。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先生可以和二里头工作队沟通一下，甚至再获得图片和实物重新来看，目前这片陶片的标本就存放在二里头工作队里。误会发生之后，二里头工作队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了回应和解释，并对早年整理资料过程中的不规范处深表歉意。
2月19日，国家博物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李维明在研究时所依据的是公开发布的图片资料，因此造成“误判”，整件事系一次“误会”，希望今后研究机构和考古队方面加强沟通。
记者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了解到，李维明主要著作论文包括《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先商文化的异同看其性质归属》、《再议东下冯类型》、《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发掘简报》、《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简报》、《夏年新证》、《河南新密曲梁遗址发掘报告》、《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卜辞新识》、《亳辨》、《乇辨》、《郑州出土战国陶釜陶文初识》等。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陈牧
编辑：彭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