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10日，一名男婴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查氏老宅赫山房里诞生，取名查良镛。
这次出生像人世间亿万次出生一样平淡无奇，没有天现异象，没有奇士预言，甚至连一点小小的意外都没有发生。
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惊觉，就像他笔下那些伟大的故事，平淡的开头徐徐展开成为《千里江山图》一样的传奇，乖小孩查良镛一步一步、一笔一笔，成长为武功盖世的大侠金庸。
金庸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2024年3月10日，金庸诞辰100周年。我们纪念他，也纪念自己的青春。我们赞美他，因他留给世界的美好精神。
我们并不伤感，因为他在世界走过爱过写过，已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
一
金庸的好友倪匡曾经评价：“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这句话听起来颇像那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其实，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与柳永对词的贡献也颇类似。
文学史上对柳永的主要评价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柳永扩大了词的内容和境界，推动了以俗为美的审美趣味的发展，俗中有雅，雅俗并陈，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把柳永换成金庸，把词换成武侠小说，这样的评价一样中肯。
第一次听到倪匡对金庸的上述评价，我觉得略显夸张。后来听到这句话，觉得讲得还不够。现在听到这句话，我既为生为中国人而感到庆幸，又为无法领略原著韵味的外国人感到遗憾。
不但为外国读者感到遗憾，也为没有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国读者感到遗憾。
1972年是个分水岭，金庸在这一年写完了他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此后，金庸虽然又两次精心修订小说，但毕竟大局已定。所以，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国读者都是幸运儿。
作为一名标准的“70后”，我自然也分享到这份幸运。
我第一次接触到金庸的作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是在初中的一个漫长暑假里，有一本杂志不知道从谁的手里流转到了我的手里。
杂志的名字已经不记得，只记得整期杂志只登了一部小说：《清宫秘史》。本来只为打发无聊的时间，结果却享受到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那种惊喜的感觉至今仍依稀记得。
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原来《清宫秘史》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函套共四册） 广州出版社发行
时间流逝，我终于找到并读完了所有的金庸小说。后来，又把每一部小说读了少则三四遍、多则五六遍。其间也读了一些“全庸”“金庸巨”“金庸新”等人“著”的作品——那时候我就知道，骗子总能迅速找到常人的软肋，而常人上当通常是因为贪念。
即使骗子都承认了金庸的魅力，但还是有一些人批评金庸。比如另一位我也很喜欢的作家王朔，把金庸列入“四大俗”之一。我喜欢王朔，但不会因为王朔批评金庸就不崇拜金庸。我崇拜金庸，但不会因为王朔批评金庸就不喜欢王朔。
是的，一个是喜欢，一个是崇拜。
每个人的个性、阅历、学识、气质不同，不管多么喜欢甚至崇拜一个人，没必要也不可能亦步亦趋、照单全收。
不要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即使今天和昨天的同一片树叶，细究起来也一定会有分歧。
但是世界不正是因为这些分歧而丰富多彩吗？重要的是，分歧之间要互相包容而不是排斥。
个体之间的分歧总是千奇百怪、众口难调，但汇成总体，又经常会形成一个主流评价。对金庸的主流评价，从“金大侠”的称呼就能掂量出来。
其实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我以为还有两个比较直接客观的指标：“居庙堂之高”看他吸引了多少学者研究，“处江湖之远”看他进入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多深。
前者，像“红学”一样，对金庸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开宗立派形成了“金学”。
后者，金庸创造的人和物，老百姓早已耳熟能详：郭靖、黄蓉、令狐冲、韦小宝的名气不比贾宝玉林黛玉、武松、阿Q等人差；“华山论剑”为西岳增光添彩，就像108将聚义让水泊梁山广为人知；浙江的桃花岛就像北京的大观园，都是照着虚构造实景。
所以在我看来，二月河的赞美比倪匡的过瘾：“前一百年没有出现金庸，再过一百年上帝也不可能再赐我们一个金庸。这是一种机遇，是天、人、地互相感应，才能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
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从郭靖教导杨过的一段话中提炼出来的这八个字，不但代表了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取向，得到中国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是极高的评价，按我的理解，陈先生说的政治抱负不是指逐鹿天下，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关心的就不只是自己和身边的小世界，而是胸怀天下、心怜苍生。
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政治抱负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关心政治的人会向下兼容各段，同时拥有塔尖之下的各级塔身。
如果把这个金字塔分成五级，那么各级的组成情况从下往上大概是：十几岁的少年讲哥们意气，二十几岁的青年爱红粉佳人，三十几岁的中年争功名利禄，四十几岁的男人溯家国历史，五十岁以上的男士辨政治风云。
金庸论“侠”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并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完成从塔基到塔尖的精神发育，有的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第一第二级。
但金庸注定要抵达塔尖，追溯他的成长史就会发现，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着报国的种子。
少年时代的金庸就立志当外交官，青年时期数次努力都中途夭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还曾专程奔赴北京想一展这方面的鲲鹏之志，但因为出身等原因未能遂愿。
在香港创办明报期间，查良镛一手以徐慧之的名字指点江山写社论，一手以金庸的名字激扬文字写武侠。
因为笔下观点鲜明又影响很大的社论，金庸曾收到了公开的死亡威胁，一度不得不远赴欧洲暂避风头。
香港回归前，金庸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职，与另一位委员查济民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双查方案”。
后来接受池田大作采访，回忆担任这个委员前的犹豫，金庸承认，当时作为《明报》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既全面负责报纸的行政和编辑工作，又亲自撰写社评，如果参加起草委员会，担心会损害《明报》独立报纸的形象。
不过，转念想到自己“只身南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建立事业与名誉”，都出于香港这一环境所赐，而香港的前途又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法如何制定有关，他决定不计毁誉回报香港社会。
这是知恩图报的朴素感情，也是心系百姓的报国情怀。
很多人认为金庸像他笔下的郭靖，金庸对此回应：“如果说（郭靖）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不知道这是自我定位还是自谦之词。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剧照
郭靖如此殷殷叮嘱杨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一番话，我觉得完全是金庸在借郭靖之口自况自勉。
这一番话，也连通了中国人几千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爱国情怀，让杨过也让亿万读者听得“耸然动容”。
郭靖和金庸，至少在这方面互相有对方的影子：有政治抱负，都是当之无愧的“侠之大者”。
三
有人问金庸，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金庸没有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而是简单地答了八个字：“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这八个字与《侠客行》书中演绎的李白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遥相呼应。
这八个字也概括了他笔下的很多人物：《越女剑》中范蠡带着西施跑路泛舟太湖；《连城诀》中水笙在藏边雪谷最终等来了狄云；《神雕侠侣》中杨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从此侠侣与神雕一起绝迹于江湖；《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辞去教主之位带着赵敏退隐民间；《碧血剑》中袁承志带着青青和一些部属，去了渤泥国附近海中一座荒岛；《鹿鼎记》中韦小宝带着七个老婆隐居云南大理。
电视剧《鹿鼎记》剧照
金庸的一生确实大闹了一场，这或许是他不写自传也不授权他人写传记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之一。
谈到为什么不写自传，他说：“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全部是谎话，这种我不会写；还有一种就是实话实说，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且我这辈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开。”
谈到为什么不授权他人写传记，他说：“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
复杂不复杂，他都是大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就凭这14部武侠小说，已经能证明金庸在人间大闹过一场。
武侠小说到了金庸手里，就像诗到了唐、词到了宋，已经是极致。看完金庸，再看其他武侠小说，总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台湾师范大学的林保淳教授将其总结为武侠小说界“金庸的排挤效应”。
但武侠只是一个类型、一种形式，伟大的小说是不分类型和形式的，所以学者冯其庸评价：“金庸的出现，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迹。他是一座高原，同时又是高原上突出的高峰。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翻译一下，这意思应该就是说金庸是小说界的珠穆朗玛峰。
深以为然。
多年读金庸后，我养成的一个习惯是，以金庸为比照来推崇其他的优秀小说。
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比照我只用过两次：《三体》相当于科幻界的金庸小说，《冰与火之歌》相当于奇幻界的金庸小说。
不过，金庸对于人生的设想注定只能实现“大闹一场”这前一半。
金庸晚年在他表哥徐志摩求学过的剑桥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其实就是金庸“悄然离去”想法的诗意化描写。
但就像海边的夕阳，当沙滩上的千万游客时刻关注着你的轨迹，“悄然离去”就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也是翘首的游客之一。对不起，金大侠。
四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仙逝，享年94岁。
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中指出，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是生物学上的死亡，第二次是举办葬礼，这是在社会上的死亡，第三次是被这个世界所有人遗忘，那时整个宇宙都不再和你有关。
“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这意味着金庸先生永远不会有第三次死亡，他真正活在人们心中。
金庸没有自传，但他的小女儿查传讷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写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经历。”
翻开一生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金大侠就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谈笑风生又快意恩仇。
金庸文学生涯中第一篇见报的文章是高二时投给《东南日报》的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
谦谦君子湿润如玉的金大侠岂止一事能狂，他创造了整个江湖并使其永生并平行于这个现实世界。
少年子弟江湖老，除非江湖不老。
金庸的江湖青春永驻，所以，金庸不会死去，甚至从未老去。
据安徽时评 撰稿：陈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