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14日召开全国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强调要依法严惩杀害、伤害、性侵、拐卖、虐待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对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坚决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完善涉诉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方式，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索建立儿童救助协作制度，完善性侵害儿童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性侵儿童案件特殊证据标准。（9月15日央视新闻）
公开性侵儿童罪犯信息，目的是为了维护公众安全，避免同一行为人再次制造悲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熟人犯罪比例相对较高，有性犯罪前科者再次犯罪比例相对较高。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78起性侵未成年人（14岁以下）案例中，施害人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熟人作案209起。
有心理学家研究证明，性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类罪犯之首。据报道，台湾连续暴力性侵犯的再犯率高达95%。日本犯罪白皮书显示，因性侵女性而被判处有罪的人中，约有16%的人会再次因性犯罪而被逮捕。美国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入狱的异性恋童癖的重犯率是18.2%，同性恋童癖的重犯率是34.5%。
可见，即便此类罪犯经过服刑、劳动改造，甚至心理矫治，也难以彻底洗刷其“再犯”心理。那么，一旦其出狱之后，将对防范能力较差、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未成年人带来极大威胁。而公众安全、社会治安水平、未成年人权益显然比罪犯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重要，无论如何衡量，后者也不能凌驾于前者之上，在法益平衡上，理当让渡于前者。或者说，当无法将恶魔永远关入笼子时，就应当在恶魔出笼前公开相关信息，让人们辨识并远离。
要知道，在特别强调人权保护的一些国家，对此类犯罪者的限制却更加严格，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及其加强版“杰西卡法案”，韩国的“熔炉法”。其中一些规定近乎苛刻，如规定此类犯罪不得假释、缓刑，刑满释放后还要配备可以跟踪、监控的电子脚镣，并公开相关信息，甚至对其进行化学阉割。
公众的安全尤其未成年人的利益不能被虚置，故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开性侵儿童罪犯信息非常必要。最高法的做法回应了公众关切，体现了司法担当和积极作为。具体操作中，不妨借鉴域外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构建全国共享、全方位的数据库。如根据罪犯危险级别决定是否通过微博、网站、微信等平台推送此类人员信息，公布其面部照片，强制佩戴定位监控设备，向其活动周边的教师、家长发出预警等。进而对此类人员中潜在的作恶者实施最有力的威慑，将其对社会和未成年人的潜在威胁降至最低。
作者：史洪举（2022年9月16日 新安晚报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