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人口学会公布的消息，一次论坛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杨慧，聚焦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和假期工资两项直接成本，进行育儿假成本的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企业承担每个有3岁/6 岁以下孩子的男女职工的育儿假成本，全国平均为1.72 万元，二孩、三孩对应的成本更高。杨慧表示，育儿假是有代价的，其中社保成本占两成，工资成本占八成。（8月10日澎湃新闻）

“育儿假是有代价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各方有意无意忽略了这点。对于这一课题的严肃探讨，必然要有基于实证数据的专业测算。而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平均需承担1.72万元的育儿假直接成本”。解读这一数字，“绝对金额”的高低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企业一方所占的“相对比例”。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在很多地方，作为雇佣方的公司主体，几乎是“育儿假”的唯一买单者。

统计显示，截至2022 年4 月底，全国已有27 个省出台过对有3 岁(6 岁)以下子女的男女职工每年可休5~20 天育儿假的鼓励性或强制性规定；这其中，有21 个省明确“育儿假视为出勤”“休假期间工资照发”。

企业承担“育儿假”支出的大头，这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这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生育”更多的是一项私人事务、私人决定，从整体而言，则有利于社会长远的公共利益。就算是基于“谁受益，谁承担”的朴素逻辑，让“不曾因之获利”的企业为之过多掏钱，总归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从现实情况看，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企业对此的消极抵触，于是地方规定的所谓“带薪育儿假”，往往变成了“无薪假”甚至是“纸面假”。

倘若要真心实意地推动“育儿假”落地，那么就回避不了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客观公允的、可行的成本分担机制。这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明确“分配比例”，其次是理顺“资金来源”。重中之重，就是要厘清公共财政的支付责任，以及作为责任支撑的“收支安排”。

在“生育保险基金”客观上处于紧平衡的语境下，如何闪转腾挪，设计出一套足以覆盖掉“育儿假”主要成本的专项支持体系，需要有全方位思考才是。

在减税降费，降低市场主体用工成本、经营成本的大背景下，一股脑把“育儿假”成本压给企业，不现实也不合理。作为福利的“育儿假”，理应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公共兜底，包括经费的保障、制度的保障等等。

作者：然玉（2022年8月11日 新安晚报 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