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大 姐，来 一 碗 豆 腐 脑!”“好嘞！”62岁的蒋同扣应声后，将豆腐脑盛入碗中，再浇上一勺子汁，洒上香菜、花生米，很快就把豆腐脑端上了桌。在合肥梨花巷，蒋同扣的豆腐脑摊位并不起眼，却温暖了很多人。她每天早上6点出摊，80岁以上老人、10岁以下儿童、携带献血证者均免费。每天上午9点半，她还会把豆腐脑送到附近献血车上。无论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是献血者，都能免费吃上一碗豆腐脑。去年，蒋同扣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她说：“我没有多少文化，也不能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对社会有用，我就感到高兴、幸福。”
蒋同扣每天要送出去20来碗豆腐脑。
老人和儿童能免费吃
11月14日早晨7点多，冬日寒风料峭，但蒋同扣的豆腐脑摊热气腾腾。她忙碌着，给顾客们一碗一碗盛豆腐脑。
“我早上6点就出摊了，一天能卖五六十碗。”蒋同扣说，她每天凌晨2点左右起床，然后开始淘洗豆子，拣豆壳，做豆腐脑，清晨5点多推着豆腐脑手推车出门。
梨花巷是合肥一条著名的小吃街巷，里面有各色小吃。蒋同扣的豆腐脑摊在这里并不起眼，却很特别。长约2米的手推车挂着一个红色条幅，上面写着：80岁以上老人免费 10岁以下儿童免费 携带献血证者免费。
怎么判断老人和儿童的年龄？蒋同扣说，80岁和10岁是一个概念，主要是靠直觉判断，不需要凭证。她只是希望能为老人和儿童尽自己一点力。
“她家豆腐脑口味好，我隔一两天就要过来买。”市民姚奶奶今年78岁了，满头银发，“她不收我钱，但是我坚持要给。她自己条件并不好，我们能吃到这么好的豆腐脑就很高兴了。”
不只80岁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儿童，蒋同扣看到有些残疾人士或衣着陈旧的人过来吃豆腐脑，都不收钱。“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蒋同扣说。
她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印在条幅上。有的人腿脚不便，一个电话，她就送豆腐脑上门。
梨花巷毗邻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每天上午9点半，蒋同扣会把豆腐脑送到医院内的献血车上。每周一到周四，她还把豆腐脑送到医院对面的献血屋里。
“我一只手能拎四碗，两只手八碗。再多，豆腐脑就要洒出来了。”蒋同扣说，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她为献血者、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送上一碗免费的豆腐脑，也是在做好事。
做好事是儿子的建议
一碗豆腐脑3元钱，每天送出去的豆腐脑大约二十碗，合计60元钱。这对蒋同扣来说，其实不是个小数字。蒋同扣生活并不宽裕，租住在梨花巷一个1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个月租金300元。她的生活非常节俭，一件衣服穿了10多年，中午吃饭经常也就两个芋头和玉米。
那么，她为什么会做这种“傻事”？对此，蒋同扣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秘密。
“我儿子1982年出生，丈夫1984年就患病，一病不起。”蒋同扣说，她不仅要照顾幼小的儿子，还要照顾患病的丈夫，一个人像是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艰难、压抑。
做保洁、卖冰棒、卖臭豆腐......蒋同扣苦苦支撑着这个家，街道社区给予了她很多帮助。“1998年我丈夫去世，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还要养活儿子。”蒋同扣说，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律师。
生活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蒋同扣很欣慰，“儿子说，‘妈妈，你不要那么辛苦了。’但是我不能停下呀，儿子没有房子，也没有结婚。儿子就说，‘妈妈，如果你要干，你就多做好事，卖臭豆腐不要收学生的钱’。”
蒋同扣告诉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儿子的建议让她很受触动，因为小时候母亲曾经教育她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当时卖臭豆腐不收学生的钱不现实。儿子结婚后，这几年我没什么负担了，2017年我就学做豆腐脑，老人小孩、献血者、志愿者都免费吃。”
蒋同扣说，每个月卖豆腐脑的收益有三四千元，但是除去成本、房租等，剩不了多少钱，“人会累一点，但是能做好事，我觉得很幸福。”
夏天酷热，把豆腐脑从锅里倒入桶内，容易烫伤，蒋同扣的双手不知道被烫过多少个泡；冬天严寒，有时大雪把推车的大伞压倒，风雪中她一个人只身扶起，继续售卖。在蒋同扣心里，她不仅是在卖豆腐脑，更像是“站好岗”，因为有的老人等着她出摊。并且，她还要给献血车、献血屋送上热腾腾的豆腐脑。
已签署遗体捐献协议
“她生活勤俭朴素，为人善良热心，还常常和我们一起参加志愿活动。”合肥经开区三献志愿服务爱心社志愿者许安江告诉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蒋同扣会参加敬老院的助老活动，也到火车站帮助老弱病残的人扛行李，还资助贫困学生，“今年夏天，她资助了高刘小学一名女孩，花了两千多元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和文具。”
“这女孩是一名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身世很坎坷，我很心疼她。”蒋同扣说，她给女孩买了帽子、毛衣、保温杯、文具等物品，以后每年都去看望女孩，并打算资助女孩上中学、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生，“虽然我没多少钱，但是只要她愿意读下去，我就会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她。”
去年3月，蒋同扣做了一个让家人震惊的决定——去世后无偿捐献遗体。尽管此前她做了儿子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但签署协议时，儿子还是难以接受。
“孩子都哭了，他的心情我能理解。”蒋同扣说，其实10多年前她就有了这个想法，但一直不敢说，就是担心家人有顾虑，“我小时候上学不到半年，不识字，也没什么本事，一直忙忙碌碌，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我有什么办法能对社会有贡献，我能想到的就是死后捐献遗体，不管是救人还是搞研究，总是能发挥一点作用，那我也会感到高兴、幸福。”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见习记者 江振焕 记者 钟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