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所在地。1933年在寿县楚幽王墓出土的楚大鼎，是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距今已有约 2600年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也是中国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上国家公祭鼎的原型。为何说楚大鼎是青铜界的“王者”？它又是如何体现楚文化精髓的？这还要从上个世纪楚大鼎被发现说起。
命运多舛 险被运到台湾
1931年至1932年，寿县接连遭受水旱灾祸 ，农民颗粒无收，社会民不聊生。“1933 年，当地乡绅以救灾的名义召集群众对李三孤堆楚墓进行挖掘，持续大概90多天。”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程露告诉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当时挖出了大量器物，并且被卖去北京、上海、天津等各个地方。最后因为分赃不均导致挖掘中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当时政府的干预下，盗掘出的器物最后留下来的有700多件 ，被 送去安徽省立图书馆进行保存。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日军对安庆进行空袭，这批楚器岌岌可危。“时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李辛白先生在省立图书馆的藏书楼后挖了一个深坑掩埋这些楚器，同时与中央博物 院急电联系 ，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程露介绍说。最后在中央博物院的帮助下，这批楚器和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一起被运往重庆。但在1939年，日军轰炸重庆，大鼎又和其他楚器一起被运抵四川宜宾，后经陆路和水路，辗转抵达四川乐山县，才得以安全度过抗战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批楚器于1946年到1947年间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回到南京，被安置在朝天宫的库房。
1948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节节败退，开始将西迁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可能是因为楚大鼎太过庞大，兵荒马乱之中这件庞然大物便被遗留在了南京。“1948年，时任安徽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李则纲先生为了保护这批楚器，积极前往南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最终将这批楚器抢运回安徽芜湖。”程露介绍说，这批楚器足足装了有27个大箱子，于1949年1月运抵芜湖。
1952年 ，皖南皖北行署合并，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会设在合肥。随即，安徽省博物馆的筹备处建立，这批楚器由当 时跟随李则纲先生的殷涤非先生上交到筹备处。被盗掘出土后，经历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楚大鼎终于在安徽省博物馆安了家。
体量之大 象征最高权力
楚大鼎有多大呢？在安徽博物院的展厅里，仅靠肉眼还不足以感受它的震撼力。这是一口高达133厘米，直径87厘米，重约400公斤的青铜鼎。鼎口圆形平唇，两耳向外伸展，三足呈弧度支撑，鼎身铸有蟠虺纹，气势庄严恢弘。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腏、伸腏、睘腋腏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因此，楚大鼎也被称为“铸客大鼎”。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风趣地说道：“ 这个大鼎，可以煮一头牛啊！”的确，在古代，鼎最早是煮东西或储存肉类的器物。到周朝时期，铸鼎成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每次铸鼎都会在鼎身上刻下具体的事件情况，使鼎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在用鼎吃饭时有着明确 的规 定，“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普通百姓则不能使用鼎，只能使用陶瓷器具。
正因如此，古代文明的演变让鼎“强中更有强中手”，国内出土的著名青铜鼎不胜枚举。与楚大鼎一同被称为青铜鼎中“ 王 者 ”的还有中国存世最大的青铜鼎——司母戊鼎，也被称为后母戊大方鼎。它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 年在河南省安阳市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除了司母戊鼎，中国还有不少著名的青铜鼎，如四羊方尊和毛公鼎。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 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被史学界称为“ 臻于极致的青铜典 范 ”。 而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厘米，是西周晚期的青铜鼎，铭文长达290字，是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也是现存铭文最多的青铜器。这些青铜鼎都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说回楚大鼎，也正是因为其体积大，颠沛流离的岁月使其伤痕累累。1954年至1955年，安徽邀请苏派青铜修复师金氏兄弟，完成了对楚大鼎及其他重量级楚王墓出土青铜器的修复。
如今，楚大鼎能安然存放于展厅里，得益于无数先辈的无私奉献，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赓续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这也呼应了楚大鼎上铭文“安邦”的含义。
文化交融 拉下青铜时代帷幕
在安徽博物院里，还有九件与楚大鼎一同出土的青铜楚器。这些青铜器的形制与楚大鼎不完全相同，有的束腰平底，有的三足细长。
“铸客大鼎是楚系青铜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程露告诉记者，中原地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青 铜鼎呈鼓腹、三足的造型，三足低矮，整体造型呈现矮胖的形 态。“楚国青铜器三足都是高高耸立的，这是楚式鼎的特点，这不仅体现了时代特征，也可以看出，楚国在和中原地区不断交流融合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战争紧密相连，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其青铜采冶铸造技术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最高生产力水平。安徽地处南北要冲，交通便利，是南方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皖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是中原王朝青铜器铸造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江淮地区古属淮夷，夏、商、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为获取铜矿资源，与众多淮夷小国或战或和，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深深影响了安徽地区。
到春秋战国时期，江淮地区成为大国必争之地，中原文化、群舒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所以先秦时期的安徽呈现出多彩瑰丽而又多元包容的文化面貌，楚文化就是其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颗明星。以楚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器物——楚大鼎来看，其铸造时期，楚国已从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变成强弩之末，但楚大鼎上的“安邦”二字，仍体现出楚国拔山盖世的雄心壮志和愿景。
虽然是中国青铜时代逐渐衰落甚至行将消亡阶段的作品，但楚大鼎恢弘的气势为青铜时代画上较为圆满的句号，而不是草草收场。而未来，是否会有更大的青铜鼎“超越”楚大鼎，暂不得而知。即便有能“出其右者”，也都是现代文明“回眸”历史的最佳方式。
记者从安徽博物院了解到，下一步，该院将对展厅进行提升改造，打造楚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将楚大鼎的展示融入楚文化背景。同时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 9 件器物进行完整展示，环绕在楚大鼎周围，还原当时楚国的雄心壮志和文化氛围。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吴碧琦
